第四方阴影下的第三方

第四方阴影下的第三方  

Ann Belford Ulanov, New York

译者：袁帅

摘要：近年来，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将“第三方”视为治愈的核心所在。荣格从1916年开始对“第三方”进行探索，其研究对于临床工作和现实理解具有显著的后现代意义。本文提出，唯有在第四方的阴影下，我们才能看清第三方，并试图描述第四方究竟是什么。第四方始终笼罩在阴影之中（这暗示了“阴影”的两层含义）；它只能通过亲身体验被认知，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它所揭示的更广阔现实的一部分。在体验这第四方的过程中，我们会被引导去发展各自所忽略的部分。因此，第四方的生命力催生了一种对更广阔环境的新意识——这种意识关乎作为整体的现实所具有的“更多性”，它包含并超越了心灵。  

关键词：意识、第四方、枢纽、治愈的核心、第三方、三与四  

近年来，“第三方”这一概念引起了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的关注。综合来看，不同理论家将第三方视为治疗中的变革性因素，一种带来治愈的神秘存在（参见Benjamin et al. 2004 passim）。第三方让参与分析的人接触到再生的过程，引领他们进入能消解死寂的创造性活力之中。此外，对第三方的关注超越了二元对立——这种对立与后现代思想格格不入，体现了我们所处的新世纪和新千年的新范式：非此即彼的立场让位于开放式的意义建构。  

我认为，唯有在第四方的阴影下，我们才能看清第三方；而第四方的“阴影”具有两层含义——既指被排斥的部分，也指具有保护性的部分。第四方的表达形式会因我们每个人在有意识的身份认同中所忽略的内容而不同，也会受到我们所处不同文化的影响。在临床工作中，第四方从一开始就存在，我们在第三方中看到它，且第三方源于第四方。体验第四方是了解它的唯一途径，因为它超出了我们理性、语言乃至象征的理解范围。第四方将我们与心灵之外的整个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无论我们如何构想这个世界。体验第四方，就是感受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起源与归宿。它不仅关乎我，也不仅关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还关乎彼岸——我们所回应的彼岸，或是我们因渴望与之连接却深感心碎而可能绝望甚至试图摧毁的事物。用荣格的术语来说，第四方是超心灵现实，而自我是连接它的桥梁。我认为，探索由第四方所支撑的第三方，是荣格学派对当前关于第三方的讨论的独特贡献。

简要文献综述

温尼科特关注母亲与婴儿、婴儿与心爱的小熊（过渡性客体）、受分析者与分析师之间的空间，他发现在“我”与“他者”之间的这种过渡地带中，自体既能被发现，也能被创造。二者缺一不可。事实上，他者（包括世界）的外在主体性的确立，在于其能够承受我们的破坏性（Winnicott 1971, chapter 6; 1963/1965, pp. 76-77）。自体与他者之间的第三空间使自体得以存在和发展，也使他者得以成为真实的存在、生活的资源。  

我认为，温尼科特所说的过渡性空间在人生后续的关系中会重复出现，尤其是在关系的初期，例如在爱情、创造力和祈祷中（Ulanov 2001a）。在一段关系的开始，会形成两种联结：一种是与外在他者的联结——无论是爱人、导师、孩子、想法、音乐声还是精神客体；另一种是与内在他者的联结，即作为对外在客体的回应而被唤醒的特定心理内容，如情欲、分离的自体状态、神学启示。正是在内在他者与外在他者之间的空间里，成长得以蓬勃，发现带来惊喜，痛苦获得意义，破坏性找到恰当的比例。  

对温尼科特而言，第三方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空间，它促进了“一”（自体）与“二”（他者）及其互动。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诊断受分析者的问题：“一”的不足——自体不够强大，无法包容破坏性；或者“二”的不足——他者不够强大，无法满足我们的依赖并承受我们的破坏性。对温尼科特来说，第三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  

安德烈·格林认为，第三方存在于与婴儿互动的母亲的心灵中，类似地，也存在于与受分析者互动的分析师的心灵中。婴儿是“一”，母亲（或分析师）是“二”，而第三方是母亲对父亲的意识——父亲既象征着孕育这个婴儿的具体伴侣，也象征着母亲自身的主体性。第三方是母亲心中与婴儿无关的内容，尽管它会影响母亲与婴儿的关系（Green 2000,p. 25）。如果这个第三方被“彻底排除”在母亲的心灵之外，那将为心理疾病埋下隐患，因为母亲与婴儿之间、分析师与受分析者之间将不再有空间，而在这个富有创造力的空间中本可以出现的潜在欲望、想法、话语等，也就无法被象征化（ibid., p. 45）。格林认为，象征化是将两个分离的部分重新结合，通过一个与这两个部分都不同的第三元素来重新联结这个破碎的整体。格林总结道：“第一性是存在，第二性是关系，第三性是思考”（ibid., p. 63）。  

针对分析师类似于思念父亲的母亲这一观点，我的回应是：第三方是我们心中与受分析者不直接相关的内容，尽管它会通过我们在工作中的取向影响他们。第三方是我们所依赖的、支撑我们工作并帮助我们为患者做出贡献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分析理论的热情，对艺术、诗歌的热爱，或是冥想的习惯。在这里，第三方可以被比作一个隐藏的第三方，一种存在于分析师取向或心灵中的立场。例如，温尼科特曾说，他的发展理论已深入骨髓，甚至无需刻意去想，但他的观点仍会影响他与患者之间的空间。  

我们都知道有些治疗情境：分析师与受分析者之间的这种间隙并未出现，两者之间也没有能激发想象力和象征化的互动。相反，分析师的心灵一片空白，受分析者没有任何联想，毫无共鸣。 

对拉康而言，第三方是言语，由象征意义上的父亲所代表，它介于母亲与婴儿之间、受分析者与无意识之间。如果第三方不介入（拉康所说的“言语”），母亲与婴儿、分析师与受分析者、“我”与无意识之间就可能出现融合，而这种融合无法被打断。没有两者之间的这一第三空间，就可能出现一方毁灭另一方的情况，例如母亲一直哺乳婴儿，然后转身将其吞噬。或者，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持续数十年的分析案例，这些案例忽视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分析的伴侣无法替代真实的伴侣。  

拉康和格林将第三方定位在分析师的心灵中，认为这是一个脱离受分析者与分析师当下具体现实的观察点。这种只有分析师才能进入的观察点，在分析工作中引入了一种等级制度，仿佛只有分析师才知晓一切、能给予洞见和治愈。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作为隐藏的第三方——分析师所秉持的、支撑分析工作的情感和对分析及现实的看法——是一种立场上的第三方。  

主体间性学家以及较新的关系学派分析师认为，第三方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或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受分析者逐渐认识到分析师的主体性。不同于保持冷漠、客观中立并进行解释的分析师，这里的分析师会表露主观回应和事实。随着“一”与“二”交流各自的主体性，第三方逐渐形成。尽管我认为第三方更多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两者所处的结构，但在这里，第三方被视为发生在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  

托马斯·奥格登将第三方理解为一种主体间性，它源于分析师与受分析者之间无意识的渗透性。分析双方共同构建了一个“主体间的第三方”，一种“第三主体性”，它有别于双方各自的主体性。分析双方将第三方体验为一种不断展开的流动，这种流动会因他们对彼此之间所发生事情的不同理解而发生改变（Ogden 1999, pp. 25n, 30）。双方都参与到他们之间创造的新分析客体中，但这种参与是不对称的，更强调受分析者的内在客体世界。不过，分析师会密切关注自己的幻想，将其作为了解受分析者无意识倾向的线索（ibid.,pp. 109-10, 190）。  

例如，奥格登会留意自己对修车工的不满，或是注意到来访者随意扔在地上的外套上的精美标签，或是自己对垂死朋友的孤独的逃避。通过这种阴影路径——即那些与我们所认为的恰当分析师形象相冲突的情感——他追溯到与患者的烦躁、窥探、逃避之间的联系。那些看似分析师无法接纳、反而心不在焉的表现，经审视后会发现，其实是特定分析时刻所特有的，随后会转变为双方共同的创造。奥格登很少向患者提及这些幻想，但他鼓励分析师从这个空间出发去表达（ibid.,pp. 158, 162, 175, 187）。分析师的无意识过程会因受分析者的无意识活动而以特定方式得到阐述。分析双方之间产生的这种主体间无意识过程，会创造出一种新的主体间事件，这种事件对双方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ibid.,p. 190）。 

我认为，这是对所谓“客观反移情”的延伸。分析师通过记录自己的无意识体验，了解到受分析者的无意识活动。他发现，自己的无意识事件实际上是对患者无意识内容的回应。奥格登所描述的，荣格学派可能会称之为“阴影漫游”——即那些与我们所认同的分析师面具相冲突的情感和内容。然而，正是我们的不足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像众多难友一样，将我们编织进人类大家庭。奥格登并未举例说明原型阴影，也没有将受分析者的幻想视为创造第三方的相关因素。我认为，对奥格登而言，第三方是一个空间和一种功能，或者说是一个能在双方之间和各自内部创造新客体的空间。  

杰西卡·本杰明认为，第三方是分析师与受分析者在彼此之间共同创造的过程。双方先是沉浸在连接彼此的情感流动中，视对方为两个主体，随后分裂为一方被降格为客体，之后修复裂痕，在相互认可和原谅中再次成为两个更强大的主体（Benjamin 2003; 2005, pp. 197-98）。当沟通陷入僵局时，双方都会觉得自己被对方仅仅当作客体对待，时而因无法修复断裂而感到无助，进而指责对方或自责。当双方放下自我立场，认清自己在裂痕中的责任，并再次认可对方的主体性时，修复便开始了。这种连接、破裂、修复的循环是双方都需顺从的第三方过程。我们中任何养育过婴儿的人都熟悉这种循环，如今它被移植到了分析工作中。尽管本杰明想要超越二元对立，但其中隐含的母婴模型仍重申了权力等级。  

早在1959年，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就将第三方视为治愈的源泉，他说：“存在本质的善、存在的疏离，以及某种超越本质与存在的‘第三方’，通过它，分裂得以克服和治愈”（Tillich 1959,p. 119）。简而言之，“第三方”是“和解”的愿景；“第三方就是生命”（Lowe 1984, pp. 250, 253）。从神学角度，我们可以说第三方与圣灵有关——圣灵是一种源泉和力量，能深入心灵的秘密和神性的深处。  

总之，我认为这些分析师关于第三方的观点极具价值：它是活力涌现的空间；它是一种立场，即我们分析师所依赖的、认为自己在分析中试图达成的目标；它能在我们自身、受分析者以及双方之间创造新的洞见。但还有更多值得探讨的内容。我认为，唯有在第四方的阴影下，我们才能看清这个第三方——荣格几十年前就已探索过这一内容，它对临床工作和现实理解具有后现代意义。  

荣格与第三方 

1916年，荣格撰写了一篇关于他所谓“超越功能”的关键论文，他在文中所定位的内容，就是现在以及当时他所说的“第三方”（Jung 1916/1960）。我们的冲突将自己分裂为两部分：有意识地想要节食，无意识地却暴饮暴食；有意识地想要摆脱对某物的迷恋，无意识地却不断重复这种迷恋行为；有意识地想要自杀，无意识地却在梦中显示出自己的一部分已经死亡，应当被埋葬（Ulanov 1996a, chapter 3）。我们的冲突也让我们与他者产生隔阂，每个人都坚持对立的观点——这种分裂在分析团体、宗教传统、政党和国家中都能看到。超越功能是一种自然的心理过程，它在对立面之间来回作用，从相互对立的两者中创造出第三方。  

对荣格而言，第三方的空间始于对立与误解的鸿沟，并逐渐发展为能催生新事物的对话空间。从这个空间的意义上来说，荣格的第三方概念类似于温尼科特的过渡性空间。然而，对荣格而言，分析师与受分析者之间的这个空间还有一个额外的组成部分，他称之为“客观心灵”，即源自心灵原型层面的心理能量模式。这些自发形成的自组织模式以不同的互动模式安排着分析师和受分析者，而这些模式不能被简化为发展性影响（例如，温尼科特等人构想分析时所依据的母婴范式）。分析师与受分析者之间互动的这一方面，增添了一种“更多”的感觉——某种未知的东西，他们身处其中，同时又能够去发现和观察（Ulanov 1996c, pp. 126, 128; 1997/2004,p. 324）。作为对立面之间空间的第三方，既出现在分析师与受分析者之间的移情/反移情空间中，也出现在每个人内部、有意识与无意识的观点和行为之间的空间中。  

在分析中，分析师常常必须承载患者内心冲突的一方观点，将被忽略的对立面带入与患者自我立场的持续对话中，直到患者能够有意识地承受同时持有这两个对立面的张力。起初，分析师并不了解这个对立的立场，但会发现自己在移情-反移情场中被安排去体现它。当分析师开始反思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时，这里的第三方类似于格林和拉康所设定的立场，即分析师心中影响分析的内容。然而，与这些作者不同的是，对荣格而言，分析师并非事先知晓这一点，而是通过亲身体验去发现它。第三方并非适用于不同案例的理论立场，而是对某种安排分析师与受分析者的事物的逐步认知——这种事物超出了发展预期。例如，我二十多岁刚开始做分析师时，为一位六十多岁的男性做分析，惊讶地发现自己被塑造成了父亲的形象。  

对荣格而言，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承受“被钉在对立面之间受折磨”的张力（Jung 1973, 8/20/45, p. 376; see also Ulanov 1996b, p. 194），“和解的第三方”就会自发出现，这也是第三方的所在。在这里，第三方是一种正在发挥作用的功能或过程，从中会产生新的事物：“解决方案似乎自然而然地从本质中显现出来。只有这时，它才具有说服力。它会被感觉为‘恩典’。由于这个解决方案源于对立面的碰撞与冲突，它通常是有意识与无意识因素的神秘混合体，因此是一个象征，一枚被劈成两半却能精确吻合的硬币”（Jung 1963a, p. 335）。  

这个奇妙的第三方——一种新的态度、新的象征、新的行为——不仅有助于解决两者之间令人困扰的冲突，还会让我们感觉自己融入了生命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荣格的第三方概念除了包含空间、立场、功能层面的第三方外，还包含了更多内容。我们特定的对立面会经历生命本身的巨大对立面：  

“对立面的结合真正‘意味着’什么，这超出了想象……不存在第三方……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永恒的意象，一个原型……每当这个意象变得模糊，人的生命就会失去其应有意义，进而失去平衡。只要他知道自己是生命的载体，知道活着对自己很重要，那么他灵魂的奥秘就依然存在——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如果他不再将生命的意义视为其实现，不再相信自己有权利去实现它，那么他就背叛并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导致毁灭的疯狂……”（Jung 1963b, para. 201）  

因此，心理冲突的治愈会转化灵魂。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模糊的第四方的显现——那种“更多”的暗示，即我们的痛苦以及在第三方中对痛苦的解决，都参与并贡献于一个更广阔的共同体。作为对我们与对立两者努力互动的回应而自发出现的第三方，将我们与人类大家庭乃至更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这个新意象的起源和应用不仅局限于个人，还指向我们的群体，同时包含所有群体，指向超越我们所有人却又包含我们的现实。我们在第三方中出现的新意象中所窥见的“更多”，是人类共同体和作为整体的现实（参见Schwartz-Salant 1998, pp. 68-69）。认识到这一点，会给这个新意象带来后现代意识所熟悉的流动性：它既是明确的形式，珍贵而直接，属于我；同时也属于任何人，不固定，属于所有时代。  

数十年的临床工作让我确信，人们对自身内部发挥作用的超越功能的体验，会让他们直接体验到某种超越自身的东西（Ulanov 1996）。在这里，我们再次感受到第四方既推动着第三方，又从第三方中产生——它不仅仅是与自身深处的对话，也不仅仅是分析师与受分析者之间激励性的能量互动。某种神秘的东西通过这些对话并超越它们，推动和吸引我们与之对话，并解构我们所依赖的一切。我们会脱离自己的锚点，自由地进入另一种话语，或者因失去锚点、坠入虚空而感到恐惧（Ulanov 1996c, p. 139）。荣格将这一点联系起来，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代表了意识与无意识共同努力的结果，并以曼陀罗的形式获得了神的意象”（Jung1963b, para. 201）。我们个人的对立面冲突表明，这种冲突以及我们自身都存在于一个更伟大的整体之中：“起初纯粹是个人性质的冲突，很快就会让人意识到，主观冲突只是普遍对立冲突的一个例证”（ibid.）。第三方源于第四方，由第四方支撑（参见Cambray 2006,p. 11）。  

对荣格而言，治愈并非精确地存在于第三空间、立场或功能中，尽管它会通过分析双方之间的移情/反移情场中的这些因素，通过双方各自内部有意识与无意识对立观点之间的这些因素，通过每个人对自己在分析中所做事情的看法中的这些因素，以及通过能包容我们的悲伤并源自更广阔的第四方的新创造性解决方案的意外出现——而第四方是一个整体现实，我们对第三方的体验只是其中的一个微小例证。与在我们内部发挥作用、创造出第三方的超越功能相连接——这是一种日常的超越——会让我们接触到“隐匿的上帝”，即隐藏在我们自身心灵深处以及分析中与他者连接之中却又超越它们的上帝。  

但问题依然存在。这种“更多”的源泉是什么？这个创造性解决方案的给予者是谁或是什么？它与我们个人有关吗？我们能接触到它吗？第三方引发了关于第四方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这些问题寻找自己的答案，因为我们对治愈的变革性因素源泉的信念，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受分析者所做的工作。对荣格而言，治愈取决于第三方与第四方的关系。 

荣格与第四方

荣格探讨了这类问题，并将第三方追溯至其原型根源，这一点体现在玛丽亚先知（这位希伯来先知被认为是摩西的妹妹，是科普特人，也是炼金术的预见者）的公理中。她“毫无保留地呼喊：‘一变为二，二变为三，而从第三中诞生了作为一的第四’”（Jung 1963b, para. 619; 1953, para. 209）。荣格引用了柏拉图关于三与四之谜的论述，以及歌德在《浮士德》中对第四方的描述——第四方是“为所有人思考的存在”（Jung 1953, para. 26; 1948/1958, para. 243）。尽管“四”并非终极数字（Jung 1963b, para. 264; see Ulanov 2001b, p. 74），但荣格强调它是人格四种功能的结构，也是宇宙的秩序（Jung 1938/1958, paras. 62-63, 90, 98, 105）。  

与临床工作尤为相关的是，荣格证明第四方通过人类心灵显现，并将心灵与我们外部的广阔世界相连接。这神秘的第四方“直接指向‘人’的理念，它代表着[我们的]完整性，即一种先于人类存在且同时代表[我们]目标的统一存在的概念。一与三相结合成为四，从而在统一中实现四者的综合”（Jung 1953, paras. 210; 1963b, para. 619）。就此而言，第四方如同“生命力（vis animans）”或“‘世界之胶’（glutinum mundi）”，是连接身心并使二者合一的媒介（Jung 1953, para. 209）。因此，第四方关乎人类的完整性，关乎我们对整体现实的服务——找到自己的位置，为这整个拼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从中获得喜悦，从而体验到多样性背后的统一性以及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宗教将这种体验称为对上帝的爱；炼金术则将其描述为感知到心灵与物质之间的联系，见证“一元世界（unus mundus）”——即物质与心灵本质相同。  

荣格认为，我们自性化的目标“通过四者的结合得以象征”，他将四位一体视为“自性的象征”（Jung1948/1958, para. 281; 1938/1958, para. 98）。然而，古老的四位一体象征也始终“与创世神的理念相关联”（Jung1938/1958, para. 100）。个人自性化与现实的超越性整体之间存在着可辨识的联系。荣格发现，他的患者在面对症状和梦中出现的这类第四方象征时，“认为它象征着……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他们觉得它与自己紧密相连，像是一种创造性的背景，一颗在无意识深处孕育生命的太阳”（Jung 1938/1958, para. 100）。荣格将四位一体视为“在其创造中显现的上帝的一种或多或少直接的代表……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现代人梦中自发产生的象征具有类似的含义——即内在的上帝”（Jung 1938/1958, para. 101）。  

因此，从对受分析者的临床工作和对符号历史的理论研究中，我们都能发现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荣格说：“这种神秘的理念是由梦和幻象强加于意识心灵的……我的观察可追溯至1914年”（ibid.）。因此，“只能被主观地感知为最私密、最独特之物的自性，需要以普遍性为背景”（Jung 1948/1958, para. 282）。  

我认为，我们当前在个人和社会层面都正致力于理清主导第三方的第四方，因为正是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治愈得以产生。换言之，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关键节点：个人的自性化要么促进集体生存，要么对其造成损害。我们开展这种心理社会工作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对第四方的理解。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那连接内在上帝与外在上帝的内在隐藏上帝是什么？我们认为在每个受分析者和我们每个分析师身上运作的第四方是什么？我们在哪里能找到这模糊的第四方？我们又会在那里发现什么？  

我们在每个人生活中被忽略的部分中找到第四方，它以具体且各具特色的方式呈现于每个人身上。所有未被纳入有意识生活的内容——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原始素材——都汇聚于第四方之中。正如我们唯有在第四方的阴影下才能找到充满活力的第三方，我们也必须穿过无意识中未分化素材的阴影，才能感知到促进治愈连接的第四方。荣格将其称为“桀骜不驯的第四方”，因此我们能在有意识的社会和个人整合模式之外所有缺失的部分中找到它（Jung 1948/1958, para. 280）。  

无意识是干扰者（Phillips 1995,p. 7），它“对所有理想化的宣言给予痛苦的反驳，它是附着于人类本性的世俗性，可悲地遮蔽了我们渴望的水晶般的清澈……但同时，它也是……提炼哲学黄金的基础”（Jung 1967, para. 207）。要找到这黄金，我们必须容纳第四方，并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第四方对我们的容纳。  

“阴影”是这里的关键词，因为要让促进自性化的洞见成为现实，就意味着要接受不完美、模糊、世俗——即我们理想的对立面。这种接受在我们所处的新世纪和新千年至关重要，因为它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集体。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与非存在，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范式转变则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全身心、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我们所认为的真、善、美，同时接受我们的邻人——无论远近，无论在我们内心还是在其他国家——也对不同的精神客体、不同的善的愿景抱有类似的执着。尽管我们仍在与矛盾的对立面抗争，但我们的重心已转向每种观点的创造性解决方案——比较对照这些方案，沉思它们的起源以及所指向的方向。  

我们发现，这些解决方案既具体明确，又具有相对性，没有一个能适用于所有人。因此，我们再次进入后现代的流动性，但并未漂泊不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有限的生活背景中，努力将具体的解决方案付诸实践。如果我们放弃这项灵魂的工作，疯狂就会取而代之，毁灭也将接踵而至。弄清楚第四方具体促使我们看到什么，并基于这样的生活体验理解第四方是什么，有助于在集体和个人层面构建一个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和平或许能够被协商，甚至可能蓬勃发展。  

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对那些被忽略的共同领域并不陌生。其中最主要的是“坏”——具有破坏性的事物、被视为邪恶的事物，它们不仅与我们的善的理想竞争，还试图瓦解、消灭善（Jung 1953, paras. 123, 297）。我们在任何原教旨主义做法中都能看到这一点，无论是宗教、政治、环境还是心理学立场上的原教旨主义。那些不符合我们对善的定义的人会被排除在我们的群体之外，甚至被杀害。这种分裂以及将替罪羊投射性认同的做法，是二元对立的解决方案，并且是以我们自认为在维护的珍贵第三方的名义进行的——这第三方以土地、部落、理论、上帝为象征。  

尽管女权主义取得了诸多进展，另一种被排除在有意识生活之外的主要能量是“女性特质”。女性特质作为一种属于所有性别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既不劣于也不等于其他存在方式，而是自成一体——可以成为第四方与我们对话的途径（Jung 1976, para. 1552; 1953, para. 192; Toyoda 2006; Douglas 2006; Ulanov 1971,p. 144）。随之而来的是扎根于现实而非抽象的知识，是具体化的智慧而非泛泛之论，是日常生活的尘世而非来世的天堂，是情感与思想、诗歌与概念的融合，是通过局部、特殊和个人展现的普遍性。  

我们忽略的一个未曾预料到的部分是天赋、希望、美德以及对创造力的执着追求。如果说第四方在促使我们整合自身所有部分，以形成与现实整体的包容性相匹配的完整性，那么它既让我们背负“坏”，也让我们承载“好”。想想莫扎特英年早逝，他终日被旋律萦绕，驱使他将这些旋律记录下来，为整个管弦乐队、歌手、四重奏和钢琴家编排声部（Solomon 1995, pp. 286, 291, 293）。再想想荣格，他抱怨那种精灵驱使着自己，为此他伤害了他者并表达了歉意，但仍感到自己被这种力量所控制（Jung 1963a, pp. 222, 336, 356）。这种隐藏的创造力常常与我们的神经症情结交织在一起。就像麦子中混杂着稗子，必须等到收获时节才能将它们区分开来（Matthew 13: 29-30）。  

我们在自身中感受到的所有功能低下的部分——那些未得到发展、不受意识控制、因此不受个人和社会现实影响的能力——是另一个主要的被忽略之处，也是第四方运作的场所。荣格说，第四方“拒绝与其他部分同行，常常肆意妄为”（Jung 1948/1958, para. 245; see also ibid., paras. 184, 290; 1953, paras. 31,193; 1971, paras. 763-64）。劣势功能携带着整个无意识，追溯至我们内在的动物本能冲动，但也“与神共处……并追寻着我在别处称为‘难以获得的宝藏’之物，它本身就是这宝藏”（Jung 1953, para. 205）。  

第四方的阴影本质具有两层含义，其一具有破坏性，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未被整合的冲动和欲望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行为中，与我们有意识的价值观相悖，或者通过惰性或恐惧破坏我们按照这些价值观生活的努力。例如，在群体匿名情感的影响下，我们很难记住自己微弱的自我拥有话语权。我们能理解蒂利希的认知：尽管他有意识地反对纳粹主义，拒绝向元首举手敬礼，但他担心，由于周围群体的压力，自己的手臂会无意识地举起（Tillich 1959,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不太为人熟知的是阴影的保护性。《诗篇》中提到我们在上帝的翅膀的阴影下寻求庇护（Ps 63:7）。光明可能过于刺眼，并随之带来无意的种族主义——仿佛黑暗总是意味着邪恶。我们忘记了在临床工作中，患者的核心在黑暗中成长；在精神修行中，灵性感知的极致可能披着黑色的外衣。我们将受分析者的某些方面置于阴影之中，使其免受过早解释的光芒的照射，这保护了我们分析师，避免将自己的议程强加于受分析者（Ulanov 1992/2004, p. 250）。 

劣势功能的发展速度慢于我们已发展的功能。阴影的黑暗让我们放慢脚步，从而让我们得以享受身体的愉悦，与迅捷如天使之翼的洞见形成对比。当我们失去所爱之人时，死亡的阴影也为生命提供保护，促使我们做出果断的选择——拥抱橙叶的愉悦、酸苹果的滋味、 螽斯吟唱的宁静夜晚、冬日空气的清澈、与朋友的开怀大笑、性释放的快感。死死亡的黑暗可以让我们自由地让心爱的他者自由地成为他者——无论是死亡，还是在上帝的怀抱中生活，无论我们认为死后会发生什么。 

我认为，个人阴影与集体阴影之间的联系存在于我所谓的“自身阴影的枢纽”之中（Ulanov 2007, chapter 6）。这个枢纽触发了一扇活板门，让我们从个人的半影——我们所体验的污点、损害、束缚、盲点、未敢施展的天赋或未敢怀抱的希望——坠入心理虚无的深渊，在那里，任何暴行都可能发生。第四方潜伏在阴影中，因为那里汇聚了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的群体集体所忽略的具体部分——“坏”、女性特质、尘世、优势、劣势、身体，以及通过燃烧的荆棘、马厩的污秽、呼唤某人成为先知的纷乱声音、或为洞察存在的真谛而逃离奢华与家庭、投身苦难与孤独之中而降临世界的隐藏之神。  

第四方能帮助我们穿越阴影中潜藏的一切；这扇门是敞开的，因为在阴影中，我们尚未发展，没有意识的盔甲。并非说第四方就是阴影、女性特质或我所描述的任何被忽略的内容。而是说，第四方能够通过这些途径轻易进入我们的自我，推动、拉扯、引诱、操控我们与它建立联系。  

为了阐明模糊的第四方支撑第三方这一概念，我将讲述对一位中年女性（我称之为帕米尔）的长期分析中的一小部分。她开始接受分析时说：“我想更深入地探索我创造性的自己；我感到孤独、悲伤，充满恐惧，无法融入自己的身体。”  

帕米尔 

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并没有“第三方”。用温尼科特的话来说，这位身处美国和近东两种文化、与家庭关系紧密的女性，内心缺乏足够的“统一性”。我的反移情让我意识到这种纠缠的严重性——听她倾诉时，我感觉自己像要陷入沉睡，并非真的困倦，而是被一股力量拖拽、吞噬，毫无喘息或立足之地。也不存在作为立场的第三方，因为我费尽全力才能保持清醒，完全无法理解是什么在消解我与她相关的主体性。  

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正体验着这位受分析者缺乏作为独立主体的空间感。基于这种作为立场的第三方，我最终告诉她，当她谈及与家人（尤其是母亲）的关系时，我会感到一种异于寻常的困倦，近乎失去意识；而当她说到令自己充满活力的事物时，我又会猛然清醒。听到我的感受，她惊呼道，当自己被动接受他者强加的事物（尤其是被迫扮演母亲眼中的好女儿）、无法表达真实想法时，也会感到昏昏欲睡。我们通过这种“困倦感”建立了连接，将其视为对某种未知力量的共同回应，并在这样的往复对话中，逐渐形成了作为空间的第三方。  

我们隐约意识到，需要被唤醒以获得完整生命力的不只是她或我，而是我们双方。当她每次开始咨询时，都会回顾上一次的内容，试图澄清、固化、凝结那些模糊的感知，尤其想为内心的感受和上一次咨询的得失找到确切的表达，我能察觉到那模糊的存在。仿佛发生过的一切并未真正落地、融入生活。这种对意义的追寻最终瓦解了，她称之为对整理咨询内容的“撕扯与摆脱”，随后开始倾诉深深的孤独与恐惧。她痛感自己的事业毫无起色，对外部世界充满畏惧，坦言失败的根源在于未能从“根基”出发生活，而孤独则源于背弃了那个“与众不同的自我”——这个自我在两种文化中都找不到归属。 

作为过程的第三方开始浮现，它处于流动状态而非固定实体，旨在达成调和性的第三方——即能解决冲突对立面的新意象、新态度或新行为。她描述了自己深陷的对立困境：美国文化倾向推动她主导自己的生活、坚持个人观点（青少年时期她想成为啦啦队员）；而近东文化特质则温和地指引她为他者营造和谐愉悦的环境（她记得晚饭后安静地坐在客厅的小凳子上陪伴父母，像个“小公主”）。她作为整合这些文化要求的独立主体，其意识并未稳定觉醒，只是时断时续。起初，我几乎要陷入无意识状态，才能亲身体会她尚未知晓的东西：如何创造并发现自己注定要成为的那个自我。  

我们在美式的自我主张与近东式的灵魂特质之间反复探索。尽管后者“脆弱、依赖、幼稚”，但她也将其与对从近东带来的猫的全身心热爱、对女性间亲密关系的好奇（她理解为“想了解自己的身体”）联系起来。她随后想起接受分析几年前的一个梦：一个皮肤黝黑的波利尼西亚女孩出现在她和丈夫的床上，当时她厌恶这个闯入者，但后来却将女孩鲜艳的红橙衣物与自己和丈夫更自由的感官生活联系起来。 

在这段治疗过程中，分析进行到一年半时，她震惊地表示：“我之前太幼稚了；我放任自己，一直过着幼稚的生活。” 她的意思是，自己没赚多少钱，没分担多少家务，没完成职业所需的某些培训，而最关键的是，她一直表现得像个温顺讨好的小姑娘，对所有自认为比她更有权威的成年人言听计从。她觉得自己是个被过度保护、被宠坏的孩子，却从未因“真实的自己”被爱过。她难过地说：“我感觉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弄丢了灵魂；它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归属感。我父母从来没懂过，我是这样一个独特的灵魂。我自己没看见过它，别人也没看见过。我背离了内心的那个小女孩，否定她、抛弃她。可她才懂什么是灵魂啊。” 想到自己有那么多事没做成、那么多生活没体验，她便陷入巨大的失落，痛斥自己“一无是处”，继而陷入迷茫与抑郁。

随着这个“孩童部分”逐渐成为分析的核心，帕米尔（Pamir）开始与它建立联结：把它当作一个“他者”来谈论，跟它对话，向它咨询，并且能意识到自己何时又陷入了对它的认同。有一次，我找不到上一次咨询的笔记，她的档案夹也放错了地方，她便抱怨我没把她当“特例”对待。当我说“没错，我把档案夹带回家了，想回顾我们所有的治疗内容”时，她愣住了——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总在两种状态间摇摆：一边是认定别人必须把她当特例（但对方往往做不到），另一边是其实她和她在分析中的努力早已被视作重要的存在，值得被反复思考、感受和回顾。

在这个“孩童部分”逐渐显现为一个拥有独立视角（且常与她自身视角不同）的“他者”的过程中，一个“原型化的孩童”意象（区别于她个人记忆和经验空白的那种）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再次一同观察这种能量模式如何以对立的方式呈现：在移情中，她重新获得了活力、青春的热情和重生的感觉（“我受够了把你和所有人都捧上天，把自己踩在脚下；我想平等地与人相处”）；在积极想象中（“小女孩说，当我不写下自己的想法，反而去书本里查找别人的观点时，我就在扼杀她”）；在梦境中（见下文例子）。而孩童意象的消极面，则会浮现出一种对公共规范和伦理标准的漠视——仿佛“为所欲为”才是真理，因为孩童眼里只有自己的视角。就我的来访者而言，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把日常家务都丢给丈夫，为此感到羞愧。一种新的感受慢慢浮现：带着玩闹的兴致，以自己的节奏主动做家务，而且是真心愿意去做。在移情中，她说：“你总在推动我保持清醒。你没纵容我像妈妈那样。但在这里，我终于能做自己了。” 

经过两年多的分析，帕米尔作为成年女性的自信逐渐建立，但她也说：“我曾跌入深深的抑郁和黑暗，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拖我后腿。” 之后，她吐露了一个秘密：多年来她一直有肛门瘙痒的问题，总是忍着不挠（她也把“挠”称为“痒”），直到夜里被痒醒，才会疯狂地挠一阵，然后再睡去。（Random House 1975,p. 711）对“痒”的定义是：“皮肤产生一种特殊的刺痛或不适的刺激感，让人想要去挠那个部位。” 她从无意识中被唤醒，感受到欲望——而这个私密的部位其实也关联着性兴奋，这与她和丈夫亲热时的阴道快感是相通的。如今，这种欲望已升华为精神层面的渴求：“我体内有什么东西活过来了！它在为我的灵魂抗争。我想追求自己想要的；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灵魂该做些什么？”

另一组对立开始成为核心：她的身体与灵魂生活。受限于自身文化习俗，她从未接受过关于女性身体的教导，第一次来月经时既害怕又困惑，只能偷偷翻看书籍寻找答案。她直到成年才知道自慰是什么。成年后，她一直被妇科问题困扰，不得不频繁接受治疗和检查，怀孕的事也没成，最后只好搁置。结合她的家庭文化习俗，我理解到：她在成年后仍无意识地认同自己“孩童部分”，这与她没选择人工授精等方式怀孕是相关的。

多年来，她一直虔诚地践行灵性修行：冥想、阅读、祈祷，还在一个融合了印度教冥想、瑜伽练习、对导师的虔敬与西方基督教元素的宗教团体中，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寄托。但她觉得自己变得“脱离身体”了——这种修行没能让她更深入地活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开始意识到，肛门瘙痒的迫切感恰恰是对“灵性升华”的补偿：它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把她拉回自己的身体。这组强烈的对立仿佛在“秘密联手”，推动她在这个世界上，让灵魂在身体里扎根、生活。

与弗洛伊德关于“肛门性格”的论述相反，她并不格外爱整洁、吝啬或固执，反而完全相反——这似乎印证了弗洛伊德的话：“对于那些成年后仍保留肛门区域性感带特质的人，我们可能很难在他们身上看到多少‘肛门性格’”（Freud 1908, p. 32）。埃里克森发展阶段理论中关于“肛门期”的论述也与她相关：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发展“意志与自主性”，对抗“自我怀疑”（(Erikson 1959, stage two）。

当她在意识中同时容纳“日常灵性冥想”与“夜间肛门瘙痒”这两组对立时，一个调和两者的新意象出现了。她画了几幅画，画中是一个长着象鼻的女人。帕米尔画的女人，脸被伸直的巨大象脚框住。“她很有力量，”我的来访者说，“而且有种温柔的气质；象鼻是用来嗅闻的，她的重量让我脚踏实地。” 帕米尔把这个意象与自己长期的冥想练习联系起来：大象通过脚和鼻子感知大地的震动（比如察觉即将到来的东南亚海啸或逼近的捕食者），而这与“嗡”（Om）的震动——宇宙意识的脉动——是相通的。她说，在家里，她会模仿大象的姿态：四肢着地，臀部翘起，像用大脚用力踩在地板上，从肚子里发出原始的哼唧声，一边嗅闻，一边沉稳地走动。

她画的“大象女人”有着粗壮的腿和臀部（与她自己纤细的体型形成对比）。她会背对镜子弯腰，从分开的腿间看镜子里的倒影，说那是她的“动物身体”——整个肛门和生殖器区域。“我是一只动物，一只人类动物；我在找回丢失的东西，重新意识到那个部位的存在。我终于允许自己去感受它了。” 在模仿大象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一直被忽略的身体开始接纳性快感，同时也感受到一种踏实落地的厚重感，夹杂着玩闹的轻松。画中的意象很强烈：臀部、大腿、肛门和生殖器区域是核心，垂在腿间的乳房（连同乳头）看起来像眼睛。她画的是“自己看着镜中的自己”。最后一幅大象画里，阴道成了中心。而这一切从无意识中的爆发，早已被一个梦预示：“马被吊在钢丝上，腿垂下来做‘足部护理’（钉马掌）。然后它们慢慢往下掉，落到地上。钢丝断了。像是一场狂奔。好多马。我被困在中间，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决定不害怕了。马开始亲吻我，我说：‘我也爱你。’”

这个梦境描绘了大量动物能量降临世间，等待被活出。她说，自己的灵性修行总在追求“向上”，这种高强度的能量困住了马的动物本能——而马需要钉上掌才能在地面奔跑。梦中的自我决定不再恐惧，而是接纳这股可能狂奔失控的能量，去爱它。在移情中，她惊呼：“在你面前，我是个成年人，是我自己，不是那个讨好别人的小孩。我想挣脱束缚！我喜欢和你在一起时的自己。” 她说：“走进自己的身体，撼动了我的根基，唤醒了我的本质——这样我就不会浪费它，而是成为一个让神圣存在得以流经的载体。”

正是在此刻，帕米尔开始直面自己成长中被特别遗漏的部分。对其他者而言，这部分或许会因个性不同而形态各异。而她敢于直面未知的能力，早已被梦中自我的选择预示：不害怕被马群的能量冲垮，而是接纳它。这个微小的自我反应，为她打开了一道特殊的枢纽——连接个人阴影与集体维度的支点。她曾说自己总是“躲在软弱与无助里”；而这个相反的梦境，让她得以选择一条不同的路。从马的梦境到大象女人的意象出现之间的几周里，她被阴影裹挟：因工作受到批评而受伤愤怒，因同事不够重视自己而委屈，因被视作幼稚脆弱而沮丧。自我怀疑与猛烈的怒火交替上演。这段常让她感觉被困在半明半暗中的经历，最终促使她对工作形成了自己的批判，也让她下定决心：要带着明确的价值回归，而非将权力拱手让人。我想，若不是先潜入自己那些被封闭的部分，她既不会让大象女人的意象从内心升起，更不会让那股瘙痒转化为渴望——渴望成为灵魂召唤她成为的样子。

大象意象出现后，这种阴影工作以不同形式在接下来两年的分析中反复上演。比如，她违背了八十多岁母亲的意愿，没有在假日周末去探望她，只为能全心陪伴难得休假的丈夫。最终她和母亲达成了更深的理解——我觉得这是她们彼此深藏的爱意的见证。她还反抗了灵性传统中一位权威人物的排斥：她不认同对方将自己捧为崇拜对象（取代了那位始终指引众人敬爱神明的导师）的权力膨胀。在移情中，她抱怨我“太强硬，不肯纵容我把你当成说‘一切都好’的妈妈”，但同时又说：“我想从你这里得到更多。我曾深深怀疑自己，所以当我读着关于灵魂生活的日记时，多希望你能说‘哇！’。我确实专注于上帝，但我并非严肃刻板，而是充满色彩，毫无畏惧。我想做自己——时而嬉戏，时而沉静，在宁静中享受内心的满足。” 我感觉她把我拉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与自由中——与她所担心的“这种爆发会破坏我们的关系”相反，它让我们的关系在新的层面得以强化。她说：“我进来时把权威加在你身上，而你不接。你不是我妈妈。我们在这里是两个独立的自己。”与此同时，她的事业渐渐有了起色，丈夫也欣慰地提到，她做家务和安排旅行时变得开朗多了，两人相处也更有乐趣。

在阴影中被保护着——既夹杂着自我怀疑，又在黑暗中被庇护——一种新的品质逐渐清晰，融入了帕米尔的有意识生活：谦逊。她说：“我的使命是照料祭坛，守护祭坛上的火焰。” 至此，她的瘙痒消失了。如果我们相信心灵是客观的，而非仅仅局限于个体身份；如果从灵性视角看，我们相信圣灵真实存在，而非个人的私有物，那么帕米尔抵达的地方，便是对我们全体人类、对整个现实的重要贡献。她打通了阻碍，让那为我们所有人燃烧的祭坛之火得以被守护。她变得更加厚重，就像那头大象——灵敏的鼻子能感知鼓舞众人的能量，而大象的象征意义本身就指向：战胜障碍、承载宇宙的重量、化身智慧、关怀与耐心。

三与四，以及意识

孕育出创造性“第三方”的“第四方”，最终回归平凡，回归我们在世间的鲜活存在。无论“第四方”多么隐晦，它都在推动我们在“第三方”中生活。它直接通过我们每个人遗漏的部分、通过分析双方遗漏的部分进入——野性的动物、无形的“全体”、渴望踏入可见生命的上帝。正如帕米尔形容她的导师（她用亲昵的昵称称呼他）：“他让不可见的变得可见。”“第三方”包含了我在文献综述中提到的所有特质：它是主体间的，是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织，涵盖遐思、空白、僵局与和解；它以流动的形态呈现，在分析双方之间、在每个人内部作为空间、位置、过程与功能流转。“第四方”则是整体，是贯穿此刻的完整现实。

在“第三方”中，我们的焦点从“一与二的对立”转向“两者在第三方中的共存”。瞥见“第四方”时，焦点再次转变：被“第三方”容纳的两者会意识到，是流动的“第四方”让彼此充满活力。“第三方”所传达的“非我非你，而是我们”，进一步打开了“被第四方注视着的我们”的体验——“第四方”在我们之内、通过我们，认可我们在“第三方”中的生活，并推动我们与那既深植内心又超越心灵的现实建立联结。

从这个角度看，疗愈取决于三与四的互动。分析师或许是来访者内摄的新客体，双方的互动也为“与自性及他者建立联结”创造了新可能，但真正带来改变的并非分析师，也并非分析双方构建的“第三方”，而是现实本身的某种象征——“第四方”推动我们进入能感知与回应的位置（见Ulanov, 1997/2004, pp. 345, 347）。

我们不禁追问：个人情结在要求我们什么？它们的意义如何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以及我们与他者共处的集体？一个人的问题不再仅仅是“需要理解和解决的事”，而是成为让我们瞥见“被指派去为整体福祉而努力的事”的入口。这并非乐观地认为“善从恶中来”，绝非如此。这是对整体的看见（哪怕只是短暂的），是对自身责任的觉察——是我们最深层的人性对我们的要求。

这其中的风险更高。荣格用“自性”（Self）指代心灵中更宏大的中心，并强调自性与上帝的意象难以区分。我试图区分这种“难以区分”，并强调自性是连接“超心理现实”（我们称之为神或其他名称）的桥梁。疗愈便来自那个渴望踏入我们之内、我们之间的具体生活的源头。

从临床角度看，这种视角改变了分析工作的本质。我们处理当下的梦境、症状、僵局，同时意识到这些背景问题：我死前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在推动我走向何方？我在这个问题中的痛苦，本身是否就是对整体的一种贡献？一个人的问题不再仅仅是“需要理解和解决的事”，而是成为让我们瞥见“被指派去为整体福祉而努力的事”的入口。

总体而言，“第四方”被体验为“更多”——一种没有预设目的的目的性。在其中，我们每个人的核心意象与冲突都穿梭于生命的对立之中；而这种目的性，会在我们不同的心理与文化环境中被塑造成具体的目标。“第四方”做了三件事：首先，它会打破我们的确定性与定义，因为它始终鲜活，推动我们前行，不会被永恒的固定定义所束缚。它让我们看见自身的局限，看见认知的边界。其次，要让它以具体的形式和目标感呈现，需要我们的回应——这正是微小自我的必要性。没有自我，这种目的性便无法成为具体的目标，无法进入生活，无法踏入现实。原型的“无定形”（apeiron）需要人类自我来赋予其形态。若帕米尔不愿投入、践行、化身那个意象所传递的能量，她便无法获得大象女人所承载的一切。在这篇概述临床事件的文章中，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源于帕米尔持续的努力——充满挫折，却不断重新出发。

第三，“玛利亚公理”（Axiom Maria）中“从三生出四，四即一”的“一”，不同于最初融合状态的“一”或“原始物质”的混沌。这个作为“一”的“第四”，包含了作为参与者的人类意识——从人类视角看，这至关重要。在临床中，分析双方各自内心意识与无意识的往复（比如帕米尔与自己“孩童部分”的工作），以及来访者与分析师对话中体现的这种往复（我们对共同陷入的困倦的处理），都可被视为自我与自性所连接的现实之间对话的镜像。

这种“无目的的目的性”，也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动我们，去镜像它与我们的对话。现实（或上帝，或我们对这个起源点的任何称呼，哪怕称之为“无”）正推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镜像它的流动存在。我们依赖彼此、相互联结，需要镜像才能成为完整的存在——或许，我们终究要做的，就是镜像这股超越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