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iner(2000) 容纳、活现与交流

Steiner J. (2000). Containment, enactment and communi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1 ( Pt 2), 245–255. https://doi.org/10.1516/0020757001599735

本篇文章描述的两位病人由于原始防御机制的运作，导致其寻常的交流方式遭到了破坏，使得作者无法整合情感、语境与反移情，无法与病人进行直接而有意义的交流。第一位病人的思维破碎，对分析师的投射令人难以忍受；第二位病人则出现了情感与语言之间的解离。作者描述了在与这两位病人工作时他的行为表现是如何被病人引导着，仿佛能弥补他在病人交流方式中所遇到的缺陷；有时他能识别出正在发生的事，并能诠释病人当下的回避状态，但有时作者却被带入活现之中，活现干扰了作者对病人的容纳与理解。尽管如此，这些情况也让作者得以审视病人的客体关系类型，即病人要求并相信自己需要的那种客体关系类型。作者认为，这种在他内在产生的心智状态，有一部分是病人因无法应对而排除的心智状态，但也代表了一种征召方式，即由他去执行那些病人做不到，或者不愿容忍的功能。两位病人都把治疗小节创造为一种可操控的处境，其功能用作精神退缩（psychic retreat）。而作者则在维持这种退缩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帮助病人回避与现实接触，阻碍了病人的发展。然而，能够认识到自己在活现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推进了对退缩的性质以及潜藏于人格之下的病理性组织(pathological organisation of personality)的理解。

人们早就认识到，语言要达成真正的交流，分析师就不仅要关注病人的话语，还要关注其语境以及伴随话语的非言语线索。如今同样清晰的是，分析师还必须关注自身的反应，关注最广义的反移情，这不仅包括他的情绪状态，也包括他的想法与他的行动。我们已经了解到，病人的内在冲突外化在移情中，来自病人内在世界的元素被投射给分析师。通过投射性认同，在分析师心中引起各种感受，这些感受导致分师被行动所吸引，他常常发现通过这些行动自己正在扮演病人指派给他的角色。如果分析师能容纳自己付诸行动的倾向，那么一种重要的交流可能性便会浮现，因为他随即可以将施加于自身的压力以及被激起的感受视为有待理解的情境的一部分。给出诠释之后的时段同样至关重要，往往只有在分析师被卷入某种活现之后，他才能意识到已经发生了什么。可以把病人对所发生之事的反应进行监测，并用来检验，继而修正已给出的诠释，结果通常是该诠释将会变得更加精确，并逐渐变得更容易为病人所理解。² 因此，分析师必须整合不同来源的观察结果——实际上包括他在移情的整体情境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还必须从自己的思考与想象中添加的一些东西，之后才能达成有意义的理解。

在很多情况下，分析师观察到分析中的各种元素是和谐的，它们对一个连贯的想法做出各自的贡献。然后，交流很容易理解，诠释的任务也可以相当简单。情感、语境和反移情相结合，为言语交流赋予了深度和力量。然而，在其他时候，这种整合会受到患者或分析师内部过程的干扰。有时，分析师所面临的材料是混乱的，而有时他试图整合的各个要素又相互矛盾。分裂（splitting）可以导致各种类型的解离（dissociation），包括情感与语言的解离，严重时可能导致病人思维和言语的碎片化，这也可能干扰分析师的观察和思考能力。显然，由于这些防御机制，会出现理解的障碍，这可能会使分析师处于各种困惑和无助的状态。然而，如果分析师能认识到干扰本身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线索，那么就有可能实现对所发生之事的理解。

一旦线索被识别出来，例如，病人材料中的混乱或矛盾，或者分析师的情绪高涨，都可以作为标记，提醒分析师需要换个方式来看待正在被交流的内容。对于一种新的表述究竟是正确理解的体现，还是分析师自身偏见、成见或超价观念（overvalued idea）的表达，总会存有疑问。（Britton & Steiner, 1994）无意识过程主导着反移情，如果分析师过于重视自我观察，他很容易被误导。Segal（1977）曾说过，反移情是最好的仆人，但也是最坏的主人。

接下来我要描述的两个病人都营造出了不协调的状态，并让我感到困惑和不确定。有时会使我尝试以提供意义的方式来理解困惑，减轻我的焦虑。两个病人好像都指望我奋力工作，给他们提供他们自己无法实现的整合与意义。有一次，当我向其中一位病人解释这个功能时，他回答说：“但这不是你的工作吗？”我看到我已被征招进他的心理平衡中并发挥着作用，我成为我之前所说的人格病理组织的一部分。这种人格病理组织提供的是精神退缩，病人在其中寻求庇护，精神退缩成为需要被理解的不协调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Steiner，1993）。

两位病人明显都无法以普通方式进行交流，也让我很难得到解释是否正确的反馈。我认为以下两方面都很重要，一方面是处理分裂和碎片化带来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处理我被诱导扮演的角色，即充当病人意义解释者的角色。两方面都可能提供关于病人及其客体关系的信息。

虽然两位病人有很多共同点，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本文讨论的第一位病人是A先生，他大多处于精神病水平，他的话语往往支离破碎、脱节且神秘莫测，因此很难知道是否与我交流了任何有意义的信息。第二位病人B先生整合能力更好一些，意义混乱似乎是由语言与情感的解离所导致。他以平淡无奇的语气描述了极其令人痛苦的场景，让我不得不去感受这些场景所产生的情绪，同时也为他对这一切毫无触动而感到痛心。

病人A

病人A先生四十出头，他的言语表达分解成了简短的话语，很难联系到一起，也难以理解。他的家人是英国血统，但在某个欧洲国家有商业利益，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欧洲。直到最近，家人半退休后搬到了伦敦北部的一个小镇，以便照顾他。当这种生活安排对家人来说过于困难时，让他搬去了伦敦的一家精神病寄宿所（psychiatric hostel）。

在分析治疗早期，他解释道，他的问题始于母亲把他塞进了一个难以承受的幼儿园世界那一刻起，那年他四岁。他称幼儿世界为“混乱”。他没有把这场灾难与那时弟弟的出生联系起来，但他永远无法原谅母亲所做的事。十一岁时，他被送到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不久后便精神崩溃，开始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反对他。此前，一位学校朋友背叛了他，而当他的父母未能理解他，也未能把他从学校接走时，他通过构建一个系统来回应自己的处境，他称之为自己的幻象（visions），每当平凡的世界变得无法忍受时，他就会躲进这个幻象系统中。

这些幻象构成了一个理想化的超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避开了在他所谓的“凡俗现实的世界”中不得不遭受的残酷和不公正。他总是害怕做错了事，经常解释说，假如他即使是无意中做了一些令他内疚的事情，他会遭受多大的痛苦。相比之下，在他的幻象中，他似乎没有罪恶感，但他谈及这些幻象时极其谨慎。他担心我可能会认为那些幻象是疯狂的，应该被拆除掉。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幻象中有建筑物，但除此之外是空的，仿佛所有的温暖、舒适、性欲和活力都被剥夺了，只留下了一具理想化的空壳。他本人的行为举止也像一个耗尽心力的人，找不到任何鲜活的思想或情感。他不修边幅，通常来的时候像个流浪汉，有时冒雨步行，或应对火车晚点，并因自己的隐忍而引以为傲。

这些会谈容纳了长时间的沉默，他躺在躺椅上，一动不动，给我的印象是毫无生气，就像一尊石头雕像。令人震惊的是，偶尔看着他浪费生命，也浪费我的分析工作，我感受到转瞬即逝的接触，伴有一种可怕的破坏性和残忍性，这让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和憎恨。但这种接触很难维持下去，通常很快就会被对他的绝望状态的同情和担忧所取代。在这些朝向他的“好”感觉中，有一种后来我认为像镂空戒指一样的空洞感。我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着像他母亲那样行事，他的母亲在他整个童年时期都因他的精神障碍而深感难过，尽管母亲会被他深深激怒，却仍不得不表现出爱与呵护。

经过大约六年的分析，病人对我的恐惧大大减轻，说话也更自在了。甚至花了大约一年时间，他才提到这些幻象，对其中的很多细节仍有所保留。当他的母亲因心脏问题病重时，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从精神病寄宿所搬到了父母家，帮助父亲照顾母亲。他陈述了一个他必须协调两个要求的情境，一个要求是照顾母亲，另一个要求是照顾分析。但当想到照顾母亲是小时候母子关系的逆转时，他也承认自己感受到了兴奋与力量感。“现在，”他说，“靴子穿在了另一只脚上。”我认为，当他能够以母亲的疾病作为一个正当理由缺席会谈，然后将每周出席会谈的频率从五次减少到三次时，他也感受到了类似的兴奋。他一直对我确定假期日期和安排会谈时间的方式感到怨恨，现在他觉得自己有正当理由控制这一切了。

后来，他又将会谈增加到每周四次，但在撰写本文时，他每周来三次，而且来回路途很长。在我呈现的第一次会谈的前一周，他告诉我下周四他不能来了。我指出，他有五次会谈时间可用，他可能希望改天来。他有点吃惊，但最终说他会在周二来。

第一次会谈

周二会谈一开始，他先是沉默了大约十分钟，然后他说：“这些幻象是控制狂的合适住所。”。

他的会谈充满了这种神秘而脱节的言论，随后是沉默，他等着我努力理清这些言论的含义问题。虽然我不确定他接下来的打算，但从经验来看，我不会从他那里得到进一步协助。我所做的就是尝试用我的直觉从他的言论中找到意义。我将他的言论与我提醒他有五次会谈时间可供选择的事实联系起来，并且我建议他改天来会让他感觉自己的控制感减弱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必须适应现实世界，这样我才能活下去。”我以为他的意思是今天来到会谈是一种适应，我对可供使用会谈时间的评论被他体验为一种他今天得来的要求。我认为他更喜欢那些由他控制的幻象，在幻象中他可以控制一切。

他说，他会把这些（幻象）称为梦境，只不过它们并非发生在入睡之时；我问他是否认为这些幻象有点像梦。他说：“也许吧；有风箱。”这让我接着问，风箱是否是幻象中的一个元素。他停顿了一下，说：“就像拨动生命的火花。”显然“风箱”与他有所关联，但我不确定这对他意味着什么。我诠释说他是在暗示自己内心有什么东西正被什么维系着不至于熄灭，也许是被我的工作维系着。于是我提醒他，那些幻象多半是空无一人的建筑，而他呈现自己的方式也往往如此。

他回答说：“如果这个地方着火了，你会打电话给消防队的”。我说，我认为他现在害怕我对他内心发生的事情太感兴趣，以至于他或我可能会失控。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成为一个控制狂的原因。对此，他说他希望自己没有提到风箱。我诠释说，“后悔提到风箱”是通过试着移除会谈中有生命力的内容，来压制他对我的工作的兴趣。停顿了一会儿，他说，当照顾母亲变得太困难时，他不得不转向幻象，但麻烦的是，在转向幻象时，他就可以扮演上帝。

我说他现在让我看到他意识到了一种让他害怕的全能感。我诠释说，他很生气，因为我能够用风箱的意象来理解他的一些事情。我以为他被我的工作激怒了，被他自己的反应强度吓坏了。他插话说，他不仅害怕成为上帝，还害怕成为魔鬼。这让我诠释说，刚才他内心的某些东西活了过来，我的诠释支持这些东西活过来，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两者似乎都很危险，因为他担心全能感会让自己失控。

在这节会谈中，我认为病人是能够交流事实的，即让思想和情感在他的内部活跃起来。他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使用语言来达成这一事实，所以为了理解他，我不得不构建起一种表达配方（formulation）。这种表达配方需要运用我的直觉，还要运用我在会谈时段内的观察、我对病人病史和当前生活状况的了解、他先前对自身幻象与现实态度的描述，以及对我的反移情的观察。我不仅要对他的话和会谈的气氛做出回应，而且还要观察自己做出的一系列关于风箱、火花和消防队的诠释。这些诠释有潜在的意义，它给了病人可以感受到控制的一种方法。这些诠释支撑了病人的全能感，病人通过这种全能感来控制生活与我所说的话的意义。

第二次会谈

几天后的一次会谈中，其中一些主题再次浮现。他开始说：“我想知道你是否认为我把母亲当作盾牌。你认为对我来说照顾她很方便。”

我诠释说，他几乎总是谈论我的想法，也许他意识到他在把我当作盾牌，因为这样他就不必去想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他的回应是，别人的看法对一个人良知的形成很重要。我诠释说，他非常关心良知，这似乎涉及到找出我认为什么是对的。这是保护他不受自身愿望影响的盾牌的一部分。我认为他不清楚他今天是否想来进行会谈，如果他这样来使用我，我就是那个有欲望的人，他则是那个有良知的人。因此，他无法考虑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他说：“是的，禁果。”在最近的一次会谈中，他描述了照顾母亲让他如何卷入了一种特殊的亲密感，他认为这种亲密感与小时候妈妈照顾他的感觉相似。我问过，他与他母亲是否对这种亲密关系感到尴尬。他对此不屑一顾，解释说他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照顾她。在本次会谈中，我诠释说，他觉得自己被吸引到了一种与我的亲密关系中，就像他在照顾母亲时所描述的那种亲密，他必须否认自己对我有任何欲望或感情。他来到他的会谈是他的职责，但提到“禁果”似乎表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欲望和感受，他认为这些都是被禁止的。他回应说，与母亲的亲密关系根本没有打扰到他。他已经习惯了。

我诠释说，那禁果也是一个来自《失乐园》的引用，并把他被送去幼儿园的体验与被逐出天堂联系了起来。我提出，在他心中，用母亲作为盾牌与堕落之前那种一切完美的状态是相关联的。如果他借由我来表达自己的欲望和感受，他就会感到被保护，且不会为亲密所困扰。我认为这正是他试图在幻象中营造的境界——那里没有欲望，也没有羞耻或尴尬。

讨论

回顾这些会谈，很明显，病人的交流方式让我陷入了困境。我是应该试着建立联系并找到意义？或者是应该忍受分裂和不协调的体验？这些体验给人的印象是，我的内心世界已被摧毁、毫无意义。这些体验产生的死亡感、空虚感和绝望感很难面对，我努力创造的意义可能会保护病人和分析师免受其巨大的影响。工作的线索被病人散布在他提供的材料中，我若寻找意义则充满了挑战，这可以视为他引诱我进入活现的一部分。在他的分析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我被引导采纳的角色，并越来越认识到他是如何依赖我去持续尝试构建有意义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我被招募到一个病理性人格组织中，这个组织在维持他的平衡和创造精神撤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精神撤退中，他的空虚、死亡和绝望可以被规避。

然而，他留下的线索以及他对我的诠释的反应，也表明他并非像他表现的那样死寂和空洞。有时我说了一些话激怒了他，能瞥见一种会惊吓到他的破坏性和仇恨。当他无法压制和控制自己的反应时，他会害怕自己应付不了，于是求助于幻象。在幻象里，他可以通过全能感重新确立控制感。当他谈到扮演上帝和魔鬼时，他似乎识别出了这种全能感；而我认为，这吓到了他，因为活过来会揭示出他其实是个疯子。

就他的分析中与我相关的部分而言，我认为病人将现实划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平凡的日常领域，他必须服从权威；另一个是幻想领域，他可以在其中制定自己的规则，而这种划分正开始崩溃。虽然他表现得好像他不得不服从我的权威，但他也更能自由地活跃起来，甚至在感到被迫服从的压力时也会提出抗议，例如在遵守会谈结构方面。他仍然担心，在他与分析的关系中涌现的这种生命火花必然会遭受到攻击和控制；但由于我们的工作，我认为他开始更自由地抗议，并承认自身感情的存在。我寻求意义的努力不只是防御性的，而且确实让我们得以触及他的全能感，并逐渐处理他对疯狂的恐惧。

注释：

1.本文基于1999年7月29日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41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大会上所作的一次报告。

2.这种方法始于Klein对投射性认同的描述，以及Bion在其关于容器/容纳的工作中对其的扩展（Klein，1946；Bion，1962）。Rosenfeld（1971）描述了投射性认同的各种功能，包括作为原始交流形式的功能。Heimann（1950）提请注意投射性认同和反移情之间的联系，Sandler（19761977）提出了移情中客体关系的“实现”（‘actualisation'）的想法，并建议分析师必须具有自由悬浮（free-floating）的反应能力和自由浮动的注意力。Joseph（1989）详细阐述了初期见诸行动（incipient enactments）能够起到交流作用的方式。

病人B

B先生所呈现的情况有所不同，且没有A先生那么混乱。他在失业时遭受了一次精神崩溃，并在急性焦虑和抑郁状态下寻求精神分析，同时伴有严重的强迫性犹豫不决、具象思维、疑病症和顽固性背痛。不管怎样，经过数年的精神分析治疗，他已取得显著进步，并能重返工作岗位，工作承担的责任级别虽有所降低，但仍很重要。不过，他的个人生活依然悲惨，他以一种绝望且自我挫败的方式执着地维持各种关系。他对家人和家固守着一种理想化的幻想，他作为一家之主身居其中，受到妻子和孩子们的尊敬；而在现实中，他苛求的态度只会导致人际关系受挫，以及未能发展自身真正能力。

与B先生的会谈被打上了一种特殊类型优越感的标记，在这种优越感中，他反复参与一些看似毫无意义和自我毁灭的行为。他为自己能无愤怒、或无痛苦地承受这些行为的后果而感到自豪。情感和语言似乎是分裂的，他表现得好像接触不到自身的情感反应，而有情感反应能够保护他免受危险或破坏性行为伤害。在这种情境下，我经常对他的精神状态感到惊慌，尤其害怕他的思维在他兴奋时会逃离他的那种躁狂状态。例如，他频繁表达一些涉及威胁的主题，都是一些暗戳戳的威胁。例如，称精神分析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腐败的，而他则处于能够向公众揭露这一点的处境中。我并没有受到他明确的威胁，但我有时确实觉得他的优越感以及对精神分析的贬低令人厌烦，而在这些时候，我很难容纳对他的恼怒。另一方面，他经常让我确信他在情感上有缺陷，他不能使用焦虑或内疚的感觉来调节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愤怒，而是倾向于感觉和表现得好像我应该提供缺失的情感，甚至教他如何识别他自身的情感。

我将通过呈现一节他迟到了二十分钟的会谈，来试着描述一下我说的意味着什么。这节会谈对他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他解释说，要么他睡过了没听见闹铃响，要么就是忘了开闹钟。接着，他描述了一个梦，在梦中他正在重新填写那些信件炸弹3上的地址。最初的字迹是别人写的，而他因为自己的字迹更清晰而感到高兴和自豪。随后他想到，这太疯狂了——他在那些信件上留下指纹，警方会据此追查到他。他联想到的事实是，他最近在我咨询室附近看到了警车，他假定这与炸弹恐慌有关。然后，他提到了最近在爱尔兰发生的一起炸弹袭击事件，其中三名幼童被烧死。一起工作的同事们都吓坏了，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事常有”。

3.译者注：信件炸弹（Mail Bomb/Letter Bomb）：将爆炸物（如易燃粉末、雷管等）隐藏于信封或包裹中，利用邮政系统投递。其特点是伪装性强，拆封时触发爆炸，旨在造成人员伤亡或社会恐慌，属于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 。

这种语言与情感间的错位，是由恐怖和暴力故事缺乏人情味儿所营造出来的，这种错位让我感到转瞬即逝的愤怒，然后对自己没有了信心。

我诠释说，他似乎在等我对发生的事情产生情绪反应。对于他来说迟到是极不寻常的事，但他觉得自己没有感到惊慌，好像在说，“这种事常有”，他的梦似乎就是为了激怒我，好像处于危险之中的是我。他只回答说，他以为我心里想的是炸弹会伤人，但这个念头并没有进入梦境，他也不知道炸弹是针对谁的。

他似乎是在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关心人类的苦难，但这并不是什么让他烦恼的事。我提出，这可能与他最近提到的一些临床材料有关，即他最近描述过报纸上那些对精神分析的攻击，那些攻击既让他感到不安，又让他兴奋。

他说他记得自己在学生时代曾帮助组织过一场运动，在那场运动中，医生们因为帮助研制化学武器、并且不关心也不在乎普通人而遭到谴责。昨天，他被要求带一名年轻学生参观公司，并被她的热情所打动。他大学毕业时曾想成为医生，因为他认为那能帮助他接触自己的情感，而他常常后悔自己后来进入了工业界。

我诠释了他想要重获热情、享受事物（包括他的分析）的能力的愿望；但他也能看到，如果他可以找到我的错误并加入谴责精神分析的行列，他是如何迅速抓住机会跳离分析的。尽管我做出的联结似乎是连贯且有意义的，但这些诠释并未带来实质性的接触；我认为，一旦他在我心中制造了那些令人不安的感觉，他就会否认它们，就像他在梦中寄出信件炸弹时那样。他唯一的担心是警察不要追查到他身上，而他所害怕的，也正是我恰恰能做到的，就是我能识别出他的思维方式，我们对此模式都非常熟悉。

回顾这次会谈，我认为可以看到病人如何利用了我对他所提供材料的反应。令人不安的意象、睡过头错过闹钟、发送炸弹、谴责医生——这些似乎与他青春热情的记忆以及想要接触情感的愿望并存。一旦我表现出关切和兴趣，他便将我看作是热情的、努力在他身上寻找回应的人，这反而使他变得冷漠而优越。事实上，他拒绝承认他制作炸弹会对一些人构成危险；而且我认为，他可能更关心的是折磨和恐吓，而非用那些他对精神分析发起的、且丝毫未加收敛的攻击来摧毁我。可以说，他成功地将自己的情感投射进我心里，使我活现了一个角色。在这个角色里，我因他未能为他自己的感受承担责任而感到不安。

只要我通过自己的反应向他表明我被激怒了、感到担心或关切，他就能被安抚到。在梦中，他曾为自己的字迹如此清晰而自豪，我认为这与他设法将投射内容清晰地击中靶心时所获得的快感有关。他非常擅长排除那些困扰他的元素，而且他知道当他泰然自若地说出“这种事常有”时，我会觉得极其难以忍受。如果我识别出他因我的痛苦而兴奋，他认为我就会追查出施虐来自于他。然而，我常常未能做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他相信我害怕他的愤怒，于是便建立了一种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他知道如何潜入我的内心，激起一种他能应对的反应。

下一节会谈

他在下一节会谈开始时说，他周末会去看望父母，在那儿会与哥哥见面。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哥哥了，他说想跟哥哥聊点自己的私事，但他知道，一旦他试图开口，哥哥就会像母亲那样闭口不言。他谈到家里每个成员在表达情感方面都有困难，并描述了整个童年时期母亲如何试图掩盖父亲的酗酒问题。事实上，所有孩子都知道父亲那时正经历酒精中毒导致的精神崩溃，但他们假装母亲的掩饰是成功的。孩子们看到母亲无法承认父亲已经失控了。

他接着告诉我一个梦，在梦中，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犹太教堂”（Jewish Church），那里正在供应着食物，也许是一片蛋糕，他因藏在视线之外，感到很舒服。他发现自己躺在教堂后面的床上，感受到了羞愧和内疚，但那里的人很友好，给了他一些食物。

他联想到了我咨询室附近的一家蛋糕店，他偶尔会在会谈结束后去那里买一个牛角包。从店内的告示来看，他推测这家店是正统犹太人开的，并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出售这类甜食。他本人并非犹太人，但他假定我是犹太人，而且确实认为精神分析是某种带有犹太色彩的东西。我几乎可以肯定，他知道大多数人会使用“犹太教会堂”（Synagogue）这个词，而不是“犹太教堂”（Jewish Church'）。

我诠释说，这个梦是他所采取的舒适位置的另一个表征，即定居在分析中，对此感觉糟糕，然后享用这里提供的甜食。只要我将内心的烦闷情绪暗自消化，他就能享受这种氛围。但我也认为，“犹太教会”（Jewish Church）和“犹太食物”（Jewish food）带来了某种威胁性的东西。我认为他的言论是指向我的，他假定我会为此不安。当我努力在其中寻找意义时，病人退后了一步，说这与他无关。

讨论

我认为可以看出，我是如何被他引导去认可他的舒适观点，即如果他让我去体验他脱节的情感，他就可以避免意识到他自己的困扰。但至今仍不清楚的是，他究竟是真的对这些感受一无所知，并患有某种情感缺陷状态，还是洋洋得意地将自己与之切断，并乐于看着我与他在我内心制造的混乱做斗争。我似乎只是片刻地表达过我的恼怒，但不得不压抑更强烈的暴力性狂怒。

很难知道病人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以及他如何处理这些感受。他看起来很精准地预料到了我的感受，并认为我希望他能有人情味儿，就像那些与周末联结在一起感觉，例如，他预期无法与哥哥进行适当的联结。“犹太教堂”（Jewish Church）和犹太甜食似乎代表了一种欲望某些东西的分析性观点，他可以欣赏这种观点。然而，他也在传达，这对他来说有一种舶来感；在他的家里，他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适当的语言。他觉得自己像个闯入者，希望我能努力抓住他，驱逐他。这些威胁性因素似乎威胁到了他在分析中的位置，但也旨在召唤(evoke4)起我的反应。分析受到攻击，医生和犹太人有被谴责的危险，所有这一切，就像他父亲的饮酒问题一样，都被掩盖了，好像我必须展示一幅我自己的温暖、宽容、可控的画面。我能够诠释其中的一些内容，但我没有评论他使用“犹太教堂”（Jewish Church）一词代替“犹太教会堂”（Synagogue）这一细节。我认为他觉得这证实了他对分析和犹太事物的态度太令人不安了，我无法处理，而且我会对自己把他看作入侵者感到非常内疚。他假装不知道“犹太教会堂”（Synagogue）这个词，就像他不知道炸弹是针对谁一样。我被允许对他生气，但他对被驱逐的真正恐惧并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他能让我以笼统的方式做出正确的解释，并避免了他真正害怕的事情，他会觉得自己很聪明，很成功，但他从来没有感到安全和真正被接受。

4.译者注：这里作者使用了单词evoke,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引起，史起（感情、记忆或形象）；召（魂），唤（神）”，我想作者也许在表达与来访者工作时应对最广义的反移情感受之困难。

总体讨论

我对这两位病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显然受到了克莱因关于投射性认同的理论（Klein, 1946）以及比昂关于客体容纳功能的描述（Bion, 1962）的影响。这些理论帮助我整合构成病人交流的各种要素，并促使我形成了这样一种想法：在我努力使自己保持开放和接纳病人的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中，我面临着一个危险，即允许自己被占据，并被迫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旨在维持现状，而不是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渐渐地，我开始看到每个病人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操纵我，以帮助他避免面对一个无法接受的现实。

当我可以检视自己的反应时，就有可能看见，在某种个层面上我被病人引导所演的角色是一种规避内部情境的方式，即病人是通过对分裂或不和谐的状态的召唤（evocation5）来进行个体沟通。我在维持精神退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他们避免与现实接触，并干扰了他们的发展。然而，识别出这一作用也可以促进对精神退缩的本质，以及维持精神退缩的人格病理组织的本质的理解。

5. 译者注：evocation,可译作“招魂；唤起；唤出”，我想其用法与用意和注释4是相同的。

就A先生而言，他把支离破碎的想法带入了分析中，同时期待我能够提供关联性、连贯性和意义。只要我准备好为他执行这一功能，他就不需要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瓦解状态。我们确实也不必面对导致碎片化的破坏性问题。由于分析师所扮演的角色，精神退缩被建立起来。在分析师和病人双方都很难面对的现实面前，精神退缩为双方提供了暂时的喘息空间。因此，精神退缩既代表了对心理现实的回避，也提供了一种理解病人需要征招客体来承担此角色的途径。在分析师的配合下，病人身上的某个侧面以投射的形式继续存活着，并能够以此来抵抗绝望、碎片化和意义的匮乏。这些更具生命力的侧面如果被感觉是属于病人自身的，就会具有威胁性，于是它们要么被通过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而予以否认，要么在构成威胁时被加以控制和压制。

就B先生而言，解离似乎更多地发生在情感与语言之间。他的分析逐渐代表了一个他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但也是一个他无法对自己的主体体验产生兴趣的地方。他想待在教堂里，接受教堂的喂养，却不愿加入其中。他尤其害怕在分析中被人看见投入了情感，而这种“被人看见投入情感”既指（被看作）憎恨的对象，也指（被看作）他在乎且珍视的东西。所有这样的情感都被投射了出去，而我在维持这一机制中的角色，就是代替他做出情感上的回应。

这两名病人的语言要么支离破碎，要么与情感脱节，以至于没有可以使用的平常的交流方式，这种平常的交流方式需要有一定的整合能力。分析师所产生的心理状态，一部分是病人因无法应对而排除的状态，但这也代表了一种征召手段，他们征召我去执行他们无法或不愿容忍的功能。对这些机制的理解提供了有关病人所陷入的客体关系模式的信息。

作者：John Steiner 约翰·斯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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