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到给出建议的意义，你就能做得更好

认识到给出建议的意义，你就能做得更好

文章翻译：Recognise the point of giving advice and you can do it better

从哲学的角度看待咨询，可以突显出是什么让它成为一种独特的互动形式——以及为什么它经常出错。

提供建议很难。人们寻求建议是因为他们不确定，但他们往往不满意别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人们喜欢朋友在被询问时提供建议，但不喜欢朋友提供太多或太频繁的建议。即使建议者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且本意是好的，建议还是会很烦人。咨询是一种比看起来更特殊的做法，它对顾问和被顾问都提出了独特的挑战。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傲慢的建议。专横的顾问把任何抱怨都当作是邀请他们解决问题的机会。当真正被问及建议时，他们要么过于啰嗦，对他们所知道的主题进行大量描述，要么过于指令性，立即宣布应该做什么。我从痛苦的经历中学到的一件事是，我倾向于接受专横的建议。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向我寻求帮助，但我提供的帮助越多，他们似乎越生气。这些天，当人们向我描述他们的问题或似乎在用“错误的方式”做事时，我经常缄口不言。当我的朋友和家人需要谈论他们的问题时，我经常说:“我不会给你建议”，试图让它成为现实。很多时候，人们只是需要发泄，当他们确实需要建议时，建议的方式和内容一样重要。

我已经学会了不要主动提出建议，所以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教你如何提出建议。相反，我想思考一下什么是建议，作为一种帮助我们双方理解如何做得更好的方式。

哲学可能不是寻求建议帮助的最明显的领域。哲学家无所不知的名声是应得的。话虽如此，实际的哲学实践是思考建议的一个被忽视的来源。尽管有僧侣般的神话，但几乎没有当代哲学著作是一个人的思想的产物。我们依靠上司、朋友、同事和听众来帮助我们思考那些对我们来说几乎总是太困难的问题。我们站在提供建议和被建议的复杂关系中，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担心如何提供建议以及如何回应建议。

要想知道建议是好是坏，让我们考虑一下建议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我借用哲学家大卫·高捷的话。高捷于2023年11月去世，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研究社会契约理论以及伦理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他不太知名的博士著作《实践推理》(1963)中，他继承了R·M·黑尔和帕特里克·诺埃尔-史密斯的牛津普通语言伦理学传统。这种方法试图通过思考伦理语言来阐明伦理问题。

当一个顾问似乎更专注于展示他们有多博学时，这是令人沮丧的

在区分劝告与劝诫、命令等的过程中，戈蒂尔阐述了一个关于劝告功能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建议的意义在于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而不是分担责任。让我们依次分析这一说法的每一部分。

很多时候，人们面临的问题超出了他们的实际经验:如何与第一个认真的伴侣分手，如何粉刷墙壁，如何学习马格里布阿拉伯语。当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时，他们会寻找有经验的人。不同种类的实际问题需要不同种类的经验和不同种类的建议。如果一个人完全不知所措，他们可能会希望另一个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如果他们只是对事实一无所知，他们就会去找能分享相关信息的人。而且，如果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权衡相关的原因和信息，他们会希望有人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而不一定要给出任何建议。

如果建议的目的是帮助某人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那么当一个顾问似乎更专注于展示他们的知识渊博，或者提出他们遇到的不同问题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会令人沮丧。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识这样的人，他们对别人的问题的回应是谈论他们已经成功解决的模糊相关的问题。(你不能让你的猫停止爬窗帘?我是这样训练我的狗的…)

通过考虑一个(稍微虚构的)例子，我们可以引出戈蒂尔观点的另一部分——建议包括帮助而不分担责任。

一时兴起，我的朋友安报名参加了三个月后的马拉松比赛。她向我(一个经验丰富的马拉松运动员)请教如何训练。我为她制定了一个基本的训练计划，给她一些关于加油和配速区的指导，并告诉她换掉旧鞋的重要性。在聊天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反复检查她的训练情况，鼓励她坚持下去，以实现她的目标。令我吃惊的是，安不再回我的短信了。

这里出问题了。我们的期望似乎发生了冲突:安想要有限的帮助，但出于善意的兴奋，我承担了责任，确保她按照计划完成，没有受伤。Gauthier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在这个案例中哪里出了问题:我把Ann的培训当作一个共同的关注，而她想要保留决定如何培训的责任，这是可以理解的。安在征求意见;她没让我当她的教练。

这个例子说明了建议和共同规划之间的区别。如果你和别人真的在一起做某事，你们会把一个实际的问题——你们应该做什么——当作共同的责任，并致力于形成一个你们共同负责的共同计划。相反，如果你在给某人提建议，你们俩都会讨论一个实际的问题，但问题是被建议的人应该怎么做，那个人对这个决定负有责任。如果一个朋友来找你咨询如何与伴侣分手，而你的回答是:“我们一起和他们分手吧!”，然后拿起电话预订了三人桌的晚餐。霸道的建议通常不会那么咄咄逼人，但它们确实会以类似的方式出错。

说句公道话，马拉松故事里的那位顾问(一个稍微虚构的我)，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原因在于，提供建议涉及到一种谈话的伪装。

不管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重要的是我要记住，我只是暂时承担他们的问题，只是假装面对它

被推荐人实际上是在试图解决问题，而出资人只是在假装解决一个他实际上没有责任的问题。他假装这个问题是他们共同面对的。但是到了做决定的时候，被建议者重新获得了控制权，做出了一个决定，在这个决定中，建议者没有扮演任何角色。通过这种实践，我称之为协作审议，人们设法分享实践经验，而不为所做的事情分担责任。

专横的顾问面临的问题是，人们很容易忘记伪装。当你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合作审议时，你可能会使用类似于你简单地告诉某人该做什么(“甩了他!”)或参与共同计划(“我们需要考虑到他过去作弊过”)的语言形式。但作为一名顾问，你不应该指导别人或决定如何对待他们。你是在进行一种复杂的假装。

把建议看作是一种协作审议，这帮助我掌握了如何避免傲慢的建议。有时我的朋友来找我咨询，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的深度，想知道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但通常他们只是想要信息，或者讨论一个问题。如果对他们的问题有任何疑问，最安全的做法可能是避免简单地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或者从明确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开始。不管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重要的是我要记住，我只是暂时承担他们的问题，只是假装面对它。最终的责任在于他们。

把提供建议看作是一种协作性的审议，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主动提出的建议是如此痛苦。协作审议包括一种期望，即被建议者将向顾问透露他们的愿望和优先事项，这些事情通常是他们的隐私。如果指导老师要假装面对被指导学生的问题，她需要能够从被指导学生的角度看待问题。提供建议有一种独特的亲切感。如果我主动向某人提供建议，我假定我有权公开他们精神生活的私密部分。

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让我们考虑另一个例子:

我的朋友伯纳德已经报名参加了三个月的马拉松比赛(现在每个人都在参加)。他向我请教如何训练。我一开始就问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完成，还是只是为了好玩。然后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参加过的其他比赛，哪些比赛进展顺利，以及他过去遇到的问题。结果是他有足底筋膜炎和燃料问题，所以我让他知道换掉他的鞋子和在比赛当天用同样的营养进行训练跑步的重要性。我指出，如果他的目标是在比赛中获得乐趣，那么他最好专注于长距离跑，而不是严格遵循他在网上看到的训练计划。我最后说，如果他在训练中有任何问题，可以发短信给我。

我没有把重点放在一般性的问题上，而是从伯纳德面临的具体情况开始，给他空间来表达和理解他的目标和经历。这让我可以根据他的情况量身定制建议的风格，而不是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我问的问题不只是礼貌或舞台布景;它们是给别人提供好的建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给出的建议与之前马拉松故事中的建议并没有太大不同，但我们是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到达那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伯纳德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来制定他应该如何训练，并退后一步让他执行。

提供建议很难。这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涉及到协商某人在处理问题时的困难和他们处理问题的责任。通常，它会退化为告诉人们该做什么或炫耀我们知道多少。也许如果我们中有更多的人能更好地理解建议，我们就能避免给出专横的建议，并在别人寻求帮助时对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做出更积极的回应。

本文中的研究基于欧盟地平线2020研究与创新计划(资助协议号818633)下欧洲研究委员会(ERC)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