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护者的情感生活

看护者的情感生活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社会老年学和健康实验室研究了老年人成为配偶照顾者时的情绪动态

文章翻译：The emotional lives of caregivers.

根据全国护理联盟2015年的一份报告，在美国，每年有超过2800万人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或老年家庭成员提供护理。大约十分之一的人需要照顾配偶。它可以是一份全职工作:平均而言，照顾配偶每周花44.6个小时来照顾他们所爱的人的需求。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活得足够长，经历了多种健康问题和依赖，很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会花很长时间照顾或被我们的伴侣照顾。

虽然有关老年人照顾配偶的统计数据已被密切追踪多年，但提供这种照顾对这些夫妇的身体和心理影响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记录。当一方成为照顾者时，夫妻的情感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什么因素有助于维持一个幸福、令人满意的结合?照顾配偶对照顾者的健康有何影响?这些只是推动社会老年学和健康实验室研究的一些问题，该实验室由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心理学家兼副教授琼·莫宁博士领导。

莫宁的长期合作伙伴、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心理学家贝卡·利维博士说:“琼的实验室在试图理解如何以循证方式改善照顾者的情感生活方面走在了最前沿。”“她运用严格的实验和调查方法来研究重要课题，真正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传统上，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多的是轶事。”

在过去的十年里，莫宁实验室的研究强烈表明，照顾者的观点是决定他们如何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莫宁说:“所有护理人员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情绪困扰。”“那些在面对压力环境时能够保持积极、有效调节自己情绪的人往往会少受些苦。”

最近，她将注意力转向开发干预措施，以帮助护理人员做到这一点。莫宁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已经找到了有效的方法——帮助人们建立适应力和与伴侣的相互理解。”“现在是时候为家庭提供他们需要的工具了。”

三条河三个实验室

莫宁第一次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是在罗切斯特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当时她选修了哈里·赖斯博士的一门关于情感和亲密关系过程的课程，哈里·赖斯博士通常被认为是关系科学领域的早期先驱。“那堂课真的让我大开眼界。莫宁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居然有人能找到一份工作，让他们思考人际关系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人们为什么和如何相互表达情感。”“从那时起，我有点爱上了社会心理学。”

随后，她作为本科研究助理与发展心理学家帕特里克·戴维斯博士一起研究婚姻冲突如何影响孩子的情感发展。她开始研究亲密关系中的情感表达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生院，在那里她在心理学家玛格丽特·克拉克博士的实验室工作，玛格丽特·克拉克博士是另一位个人关系研究的领导者。他们早期的工作集中在情感表达作为沟通需求或满足需求的一种方式的功能上。他们后来一起调查了照顾配偶的情感表达，发现当照顾者愿意向伴侣表达更多的人际情感，如同情或内疚时，照顾者(尤其是照顾妻子)的压力会减轻(《情感》，2009年第1期，第9卷)。

克拉克跳槽后，莫宁搬到了对面的心理学家布鲁克·菲尼博士的实验室，在那里，她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年轻人对伴侣焦虑表达的反应。莫宁的发现之一是，当焦虑依恋的人看到他们的浪漫伴侣经历压力情境时，他们会感受到伴侣更大的焦虑，在回应伴侣的焦虑时感到更痛苦，并且是更低效的照顾者(《个人关系》，2012年第19卷第3期)。

完成博士学位后，莫宁立即又开始研究护理，但这次是针对老年人。她接受了匹兹堡大学老年病学专家理查德·舒尔茨博士的博士后研究奖学金，研究老年人护理。她与舒尔茨合作了三年，出版了十多本出版物，主题从配偶对亲人痛苦的反应到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时的人际情感表达。

莫宁说:“里奇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些工作，为护理人员创造和评估多成分干预措施，以支持主要的工具需求。”“但对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关系的情感方面的关注仍然很少，尤其是在照顾者如何处理目睹伴侣每天遭受的痛苦方面。”

莫宁在舒尔茨实验室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观看陌生人的痛苦相比，观看和谈论伴侣的痛苦时，配偶的血压和心率显著增加(《老年医学杂志:B辑，65B卷，2010年第2期)。“总的来说，我们发现，对护理人员来说，日复一日地提供护理并不是一种负担;看到你的伴侣受苦，却无能为力，这在情感和身体上都造成了伤害，”莫宁说。

另一项研究发现，照顾者如何理解伴侣的痛苦会影响照顾者的幸福感。在谈论伴侣痛苦的时候，使用更多积极情绪词汇和更多认知处理词汇(如思考、意识和因为)的照顾者的配偶心率反应更低，这表明，与伴侣一起思考更大的图景和生活的积极方面会让照顾者感到更少的压力(《心理学与老龄化》，第27卷，第4期，2012)。

深入研究二分体

在完成舒尔茨的博士后工作后，莫宁被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聘用，于2010年开设了社会老年学和健康实验室。她最初的研究重点是了解人们在目睹伴侣遭受慢性疼痛时如何照顾自己。她发现，在目睹伴侣的痛苦时，积极尝试理解自己感受的照顾者——比如悲伤、痛苦和无助——往往比专注于思考伴侣痛苦的照顾者感受到的压力更小。

然后，莫宁开始更深入地研究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的关系，探索患有多种慢性身体和精神疾病的老年配偶是如何互相照顾和接受照顾的。利用大型流行病学数据集，她发现配偶的虚弱和抑郁症状(《美国老年医学会杂志》，第64卷，第4期，2016年)，以及他们的身体活动水平(《压力与健康》，第32卷，第3期，2016年)，可以预测他们伴侣的这些品质。在她的实验室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她让夫妻进行角色扮演练习，以实验方式操纵哪一方——只有妻子、只有丈夫或双方——从他或她的伴侣那里得到社会支持。她发现男性比女性从获得支持中获益更多。此外，相互支持对男性和女性都没有额外的好处。莫宁说:“就像其他一些使用调查方法的研究一样，我们发现男人往往会从妻子那里得到更多的情感支持，并可能从婚姻中得到更多的安慰。”

莫宁实验室最近的一项发现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是她的团队对催产素受体的基因分析，催产素受体与信任、同理心和社交技能等特征有关。她发现，如果至少有一方出生时携带一种名为GG基因型的受体，婚姻满意度就会更高，这种相关性是由依恋安全性的测量所介导的(PLOS one, Vol. 14, No. 2, 2019)。莫宁笑着说:“几乎每种语言都有新闻报道。“这一发现与护理没有直接关系，但它确实告诉了我们老年夫妇的情感生活，并对护理有启示。”这是那些让人们非常兴奋的发现之一，他们想知道，‘我有GG基因型吗?’”

莫宁的研究解决了护理之外的其他老龄化问题。她经常与耶鲁大学多个学科的同事一起发表文章，包括流行病学家和老年病学家。莫宁说:“我喜欢做那些能让你从别人那里得到想法的工作。”她的实验室包括一名博士生、四名硕士论文学生、三名研究助理和三名本科生。

莱维是莫宁最常与之合作的人之一，莫宁与他一起研究了与衰老相关的耻辱感。他们对美国书籍、杂志和报纸的大量档案(总共约4亿字)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过去200年里，人们对老年人的负面看法一直在上升(Ng, R.等人，PLOS ONE, Vol. 10, No. 2, 2015)。她与耶鲁大学的同事们进行的其他研究集中在虐待老年人、与特发性震颤有关的护理以及退伍军人的心理健康方面。

现在是干预的时候了

在对照顾关系进行了近10年的基本社会心理学研究之后，莫宁说她渴望将她的发现转化为可以帮助人们的干预措施。她首先从阿尔茨海默氏症开始。莫宁说:“确诊后的那段时间对人们来说真的很可怕，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种担心在最初的日子里真的会破坏一段关系。”

在国家老龄研究所(NIA)的支持下，莫宁正在与纽约大学和汉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厄廷根博士合作，实施一个名为“愿望、结果、障碍、计划”(WOOP)的干预项目。WOOP是一种心理策略，通过四个步骤的过程来诱导行为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指定一个健康、关系或职业愿望或目标、期望的结果、潜在的障碍和实现目标的计划。WOOP帮助特定人群的研究参与者增加了健康行为，包括中风患者的身体活动和糖尿病患者的自我保健。

现在，莫宁正在研究WOOP是否可以帮助夫妇控制阿尔茨海默氏症诊断后出现的症状，比如一遍又一遍地问同一个问题，这种症状可能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愿望可能是在对方反复问问题时冷静地回答;结果可能是双方都感到被尊重和快乐;障碍可能是缺乏耐心;你的计划可能是深吸一口气，从对方的角度出发，然后回答问题。

在NIA的另一笔资助下，莫宁也在研究患有早期痴呆症的成年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依恋理论的指导下，这个项目将是第一个关注父母和孩子在生命早期的关系如何影响成年孩子接受照顾角色的项目。莫宁说:“对一些人来说，成为父母的照顾者真的很有挑战性，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的角色转换，可能会受到他们共同经历的影响。”该项目的目标是开发一种干预措施，以保护父母及其成年子女的情感健康，后者是他们的主要照顾者。

莫宁说:“人们非常关注减轻痴呆症症状的药物，并开发了许多资源来帮助提供工具性护理。”“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人们在这段艰难时期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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