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经典个案—少女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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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于1901年1月完成《朵拉》个案的书写，但因为各种原因直到1905年才出版。在此之前弗洛伊德已经完成了《癔症研究》（1895年），《释梦》（1900年）。《朵拉》个案最早的名称为《梦和歇斯底里》，从名称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初衷并非将之作为一个完整的癔症个案汇报，而是为他的前两部著作提供临床例证。并且我们可以发现《朵拉》案例中弗洛伊德主要在围绕朵拉叙述的两个梦进行分析，弗洛伊德也表示“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案例病史，似乎特别适合梦的运用，但是就另一方面（癔症研究）而言，结果却比我希望的还少”。

“朵拉”个案的持续时间不足3个月，最后由朵拉单方面提出终止。关于朵拉后来的境况，在医师Felix Deutsch的文章A Footnote to Freud’s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中有提及。Felix是在朵拉结束分析20多年后遇到这名女病人的。当时他刚刚发表了一篇名为”转换症状形成之反思”的文章，就精神症状向躯体转化的情况提出了一些见解。一名耳鼻喉科专家告诉了他一位42岁女性病人的情况，并询问他是否可能以精神病学的研究来解释她的情况。当时这位病人卧病不起已有些时日，有显著的美尼尔氏综合征症状：耳鸣、右耳听力减退、眩晕，并伴有因耳朵里的持续噪音而出现的睡眠障碍，但内耳检查、神经系统检查和血管系统的检查未发现任何病理现象。Felix在这位耳鼻喉科专家的陪同下接待了这名女性病人，在后来与病人的接触中知道了这位女病人就是弗洛伊德案例中的“朵拉”。当时的“朵拉”对婚姻和丈夫充满抱怨，认为丈夫不关心自己的病痛，认为自己的婚姻非常不幸，并且怀疑丈夫不忠。当时她怀疑自己的独子可能恋爱了，经常晚归，也开始忽视她，而她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愿望也因为她承受不了阵痛变得不太可能。Felix请她下床走动，发现她走路时右脚有点跛，她回忆似乎童年期右脚就已经是这样了，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Felix大胆将她的美尼尔氏综合征症状与她和儿子的关系联系起来，她本人似乎也接受这种关联并要求再与Felix进行一次咨询。在Felix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没有卧病不起了，美尼尔氏综合征症状也都消失了，那次谈话里她又发泄了许多对丈夫的不满，也谈到与母亲和兄长的关系。

从这份“脚注”里可以猜测不足3个月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对朵拉有多大帮助，她对自己过度的关注、她对异性的贬低、她内在的脆弱在20余年后仍然显著，甚至她的余生都在抱怨和不快中度过。

那么弗洛伊德本人是如何解读朵拉个案的？弗洛伊德初次见到朵拉时，朵拉16岁，是由朵拉的父亲介绍认识的。但这次见面并没有开始朵拉的分析，朵拉的分析工作是在两年后，朵拉父亲发现朵拉一封关于自杀的书信，才将18岁的朵拉送到弗洛伊德处接受治疗的。在这之前，朵拉8岁时就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14岁时出现偏头痛和神经质咳嗽。朵拉与父母同住，还有一个比自己大一岁半的哥哥，她的父亲是一个。治疗过程中，弗洛伊德凭借自己关于性压抑导致癔症的理论，认为朵拉其实是对K先生有隐藏的爱恋，她出现神经质咳嗽的那年也正是K先生在湖边向她求爱的那年。弗洛伊德以自己的俄狄浦斯核心理论为基础，认为朵拉的这种爱恋是对父亲爱的一种转移。在他的后记中也提到朵拉在分析中对他也产生了转移，“但是当第一个梦来临，她在其中给了自己一个警告，她最好离开治疗，就像她先前离开K先生的房子一样”。

弗洛伊德之后的分析家对朵拉个案有他们不同的见解，Felix Deutsch的“脚注”更多的是对弗洛伊德分析的赞同，并以“朵拉”的生活现状为她对男性厌憎的例证。也有很多分析家质疑弗洛伊德的分析，包括拉康。不少后来的分析家认为朵拉是弗洛伊德一个失败的案例，因为弗洛伊德自己在朵拉案例中有强烈矛盾的反转移。拉康在Intervention on the Transference描述转移和反转移的关系，认为转移是对分析家反转移的一种回应。拉康提出，因为弗洛伊德对K先生的男性形象有一个认同，所以看不到自己的反转移，也无法将朵拉从对他的负向的转移中带出来认识到她自己的欲望。而她欲望的也许不是男性而是女性。无论如何，对朵拉有限的资料进行分析，得到的所有结论只能是假设，我们也没有机会在分析中对朵拉有更为详尽的了解了。

朵拉的个案反映了当时维多利亚时期大部分女性的境况。他们的心理问题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朵拉几乎没有独立的活动，被家庭严格管束，承受来自父亲处的巨大压力。在分析中，朵拉自己认为（弗洛伊德也同意这个看法）她被作为抵押物给K先生的，因为他父亲和K女士的不正当关系。朵拉的父亲带她来弗洛伊德处治疗的初衷大约是因为想改变女儿的想法以便维持与K女士的关系（P79：朵拉父亲对弗洛伊德说：我们（朵拉父亲和K夫人）的关系里几乎没有什么错的……她最后一次发作，是在一次和我谈话之后，谈话中她再度向我施压，要我和他们绝交。请试着把她带回理智。）。弗洛伊德显然没有服务于他父亲的目的，但是他在分析中很可能无意识认同了K先生，因此在分析过程中一直引导朵拉承认对K先生的感情（建立在他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上，K先生=朵拉父亲），但是他也可能因此没有觉察自己对朵拉的反转移，后来案例结束后15个月，朵拉再度去见弗洛伊德，要完成她的故事，并再度寻求帮助，然而弗洛伊德拒绝了，在朵拉案例后记中他写道“4月1日，朵拉再度来见我，要完成她的故事，并再度寻求帮助。然而，一瞥见她的脸，我就知道她的要求并非是认真的。”

如果站在分析家或咨询师的角度重读朵拉个案，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收获，比如分析家的反转移、分析家的阻抗。弗洛伊德似乎在多处都显露出作为一个男性而非分析家的欲望和阻抗，比如他认为朵拉对他产生了转移时，却回避了自己的反转移，将朵拉终止分析的责任归结于朵拉一人，在分析朵拉的一例梦时他也认为是朵拉给了自己一个最好离开治疗的警告。但是任何有咨询或分析经验的人都可能感受到没有任何分析者或来访者在分析或咨询过程中不产生动摇的，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当分析者或来访者即将接近某一谜底时，而他们还没准备好面对即将揭开的谜时，他们会动摇，会想拒绝继续深入下去或者想脱离咨询、分析。而分析者或来访者的这种动摇从某一方面也许恰恰意味着分析的进展，即使分析家或咨询师可能会有很多因此而产生的情绪，也不得不接受这种反复本身就是分析中的一部分。正如大家都了解的分析或咨询并非一个直线型的过程，期间会经历很多起伏。因为正如拉康所认为的，分析者或来访者寻求分析或咨询的最初目的是希望分析家或咨询师能帮助他们症状提供的替代满足得到修补，能让他们恢复习惯性获得享乐的方式，而并不真正出于加深自我认识的热情，所以通常当他们即将认识到是自己做着的或做了的什么破坏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时，就会抵抗更深入的工作或逃离治疗。

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常常会面对来访者各种的逃离的企图，比如当来访者提出咨询是无用时，大部分情况并非咨询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来访者经历着的这次长途跋涉是艰难的，而他本身还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坚持下去，他们需要咨询师帮助他们感受到一些继续的信心或理由。至少在我们个人的体验中，分析家每次结束后的“下次见”确实会让我们感受到分析家的欲望，一定程度帮助我们再次回到分析室中。和朵拉一样，我们在个人体验中也会有逃离后返回的情况，可惜朵拉在15个月后希望继续时弗洛伊德拒绝了这个请求，从Felix Deutsch的脚注中也可以看出之后朵拉再没进入任何分析家的分析室中，但是她却有很强的倾述的欲望。当她重新找到弗洛伊德时也许是想继续那些未完成的话语，那些想继续的工作，没有成功。20多年后，当她遇到读过弗洛伊德朵拉个案片段的Felix Deutsch时，她继续着话语的工作，虽然Felix Deutsch和她交谈时也并未处于分析家的位置，而是处于一个弗洛伊德崇拜者和医师的位置。分析当然无法承诺来访者会更好或更差，也无法满足来访者对分析的期待，会导向之处是来访者可能从未请求之处，但分析家的位置如果能更加稳定，稳定的仅仅表达“分析家”的欲望，分析者才更可能返回到分析室这个场所继续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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