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受虐对初中生贪婪特质发展的影响： 一项三年纵向研究

早期受虐对初中生贪婪特质发展的影响：一项三年纵向研究*

向燕辉  刘菀婷  马丽平

摘   要    为探讨早期受虐对贪婪特质发展的影响，研究对239名初中生进行了为期3年的三次追踪调查。结果表明：（1）初中生的贪婪特质呈线性增长趋势；（2）早期受虐正向预测贪婪特质的初始水平，并负向预测其增长速率，其中情感虐待正向预测初始水平，躯体忽视则负向预测发展速度；（3）早期受虐可划分为四个亚组：安全组（61.9%）、一般早期受虐组（21.7%）、严重躯体受虐组（10.5%）和严重情感创伤组（5.9%）；（4）严重躯体受虐组在贪婪特质发展的轨迹中发展速度显著低于安全组；（5）严重躯体受虐组和严重情感创伤组的初始贪婪特质水平显著高于未受虐组，且严重情感创伤组的最终贪婪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组。研究发现为贪婪特质的形成发展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贪婪特质    发展轨迹    早期受虐    潜变量增长模型    潜在剖面分析    青春期早期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50509  https://jps.ecnu.edu.cn/CN/Y2025/V48/I5

1  引言

贪婪一直是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宗教思想的热门话题。在复盘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诱因时，贪婪被认为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源（Arner, 2019; Reavis, 2012）。心理学对贪婪的研究始于将其定义为稳定特质并制定量表（Krekels & Pandelaere, 2015）。贪婪特质被视为黑暗人格集群的一部分，与“黑暗三角”共享相似核心（Marcus & Zeigler-Hill, 2015）。高度贪婪特质个体可能借助其他黑暗特质对自身及他人产生负面影响（Sekhar et al., 2020）。青春期早期是人格发展的关键阶段。贪婪特质在这一时期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塑造而逐步显现，个体在此阶段的人格特质变化可能影响其未来的行为和心理健康（Soto & Tackett, 2015） 。因此，揭示初中生贪婪特质的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对预防负面效应和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贪婪特质被定义为“对更多资源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金钱或其他”（Seuntjens et al., 2015） ,其已被证明为一项稳定的人格变量，可以预测各种类型行为和其他心理变量（Mussel & Hewig, 2016）。首先，高度贪婪特质的个体更倾向于与他人进行比较并嫉妒他人，对其他人持有更多的负面看法，认为他人甚至世界不值得信任（Krekels & Pandelaere, 2015），具有更低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de Lira et al., 2024; Wei et al., 2023）；此外，具有高度贪婪特质的人会通过情感和社会认知过程抑制亲社会行为（Bao et al., 2022; van den Heuvel et al., 2023），表现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Seuntjens et al., 2019），甚至产生违法犯罪行为（Krekels & Pandelaere, 2015）。由此可见，贪婪特质的负面后果已被充分证实。但针对青少年这一人格发展关键期，研究较少关注其动态发展轨迹及个体差异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旨在揭示青春期贪婪特质的发展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干预提供实践指导。

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为进化发展心理学的元理论，该理论（LHT）回答了生物体如何权衡资源以优化适应能力（Ellis et al., 2009）。该理论认为，个体适应能力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生态或环境的差异，尤其是儿童早期生活环境的严酷性与不可预测性（Brumbach et al., 2009）。童年时期所经历环境经验的严酷性与不可预测性将校准个体的心理发展路径，从而影响其在未来应对不安全环境时所采取的生活策略（Ellis et al., 2009; Kaplan & Gangestad., 2015; Mittal & Griskevicius, 2014）。早期生活在不利环境中，资源匮乏或暴力经历可能促使个体倾向即时满足，以降低长期风险（Mittal & Griskevicius, 2014）。依此理论，贪婪可能是在早期不利环境中进化而来的一种适应性特质（Chen, 2018），其可为生活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的人们带来进化优势（Chen, 2018; Krekels & Pandelaere, 2015）。此外，实证研究表明，早期经历不安全感和资源匮乏的个体会对其物质条件产生持续的不满意感，这种不满意感表现为物质主义（Ahuvia & Wong., 2002）。而物质主义正是贪婪特质的主要构造之一，与贪婪具有较高的相关性（Krekels & Pandelaere, 2015）。一项研究采取大学生样本进行横截面数据实证，早期儿童环境的不可预测性与贪婪特质呈正相关（Chen, 2018）。环境不可预测性在环境严酷性—不可预测性的逆境维度模型中，被定义为环境严酷度的随机变化，是环境恶劣性的一种属性（Ellis et al., 2009），主要表现为居住养育环境的不可预测（Proffitt Leyva & Hill, 2018; Seuntjens et al., 2019）。其中，早期受虐被认为是环境恶劣性的典型近端表现（Ellis et al., 2022），具体是指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生命成长早期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行为（Bernstein et al., 1997）。因此，我们推测，早期受虐作为典型的恶劣环境经历同样与贪婪特质密切相关。此外，早期受虐包含多个维度，如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不同类型的受虐可能会相互交织，并以不同方式影响个体的发展。因此，采用LPA潜在剖面分析（Lanza et al., 2003），以探讨现实情境中早期受虐不同维度的组合模式，并进一步分析受虐亚型对贪婪特质发展的影响，以揭示不同受虐经历如何塑造个体的资源获取策略。

除了探讨早期受虐对贪婪特质发展的影响外，研究还关注贪婪特质的性别差异。一项横截面大样本研究发现，男性的贪婪水平显著高于女性（Liu et al., 2019）。社会性别理论指出，性别角色社会化中的社会期望和行为规范差异会影响个体的心理适应（Hare-Mustin & Marecek, 1988）。因此，性别将作为重要控制变量，探讨初中生贪婪特质的初始水平、发展速度及其与早期受虐的关联机制。

综上所述，尽管早期不利环境被普遍认为是贪婪特质发展的重要前因，但少有研究对其进行实证探索，该领域仍存在许多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其一，前人已探讨早期环境的不可预测性与贪婪特质的关系，而早期不利环境包含恶劣与不可预测两个基本维度，根据生命史理论，环境的恶劣性也同样是影响个体差异的重要环境因素。因此，考虑恶劣性这一环境因素，研究探讨早期受虐这一近端的恶劣环境条件与贪婪特质发展的预测关系，以弥补生命史理论对贪婪特质发展的解释局限。其二，前人只是基于横截面数据初步揭示了早期不利环境与贪婪特质的相关关系，未有研究从纵向的角度探讨早期受虐与贪婪特质之间的预测因果关系。因此，研究将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探讨贪婪特质的发展趋势与早期受虐对其的动态影响。最后，鉴于潜在剖面分析有助于识别受虐中不同维度的组合异化性，补充考察不同受虐亚型对初中生贪婪特质发展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将进行每间隔一年的三次追踪，综合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与潜变量剖面分析，从进化视角的生命史理论出发，检验初中生贪婪特质的发展轨迹，并探讨了性别、早期受虐对青春期的贪婪特质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的影响。

2  方法

2.1 被试与程序

在研究开始前，使用G*Power进行先验功率分析以确定所需样本量。分析表明，至少需要119名参与者（r = .15，双尾，α = .05,，1-β = .95）才能检测到中大型相关性（Funder & Ozer, 2019）。通过整群抽样法，从湖南两所中学选取初一学生，每隔一年进行三次追踪调查。问卷填写约10分钟，所有学生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且已获作者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批准。在第一次测量（T1）时，共收集有效样本336份,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2.32±0.56岁。到第三次测量结束，共有97名被试因转学、请假、辍学等原因退出，因此，共回收3次测量中均有效的问卷239份（有效率为71.1%），其中：女生106人（44.4%）、男生133人（55.6%）。卡方检验和t检验的结果显示，97名流失被试与有效被试在性别[χ2(1) = .01, p > .05]、早期受虐[t(239) = .03, p > .05]和贪婪[t(239) = .09, p > .05]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被试不存在结构化流失。

2.2 伦理申明

遵循严格的伦理规范，所有研究程序均经过作者所在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审批编号：lsk2021051）。在数据收集前，研究团队向所有参与者的家长详细说明了研究目的、流程及可能涉及的伦理问题，并获得了其书面知情同意。受试者及其监护人被明确告知，所有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所有个人信息均严格保密。所有方法均严格遵循相关伦理法规和研究准则，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及其他适用的伦理规范要求，以保证研究的合规性和参与者的权益保护。

2.3 研究工具

2.3.1  早期受虐量表

此量表由Bernstein等人（1997）编制，包括躯体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情感虐待和性虐待五个维度，共28题（如“家里有人向我说过伤害我自尊的话”），采用五分制评分（Bernstein et al., 1997）。国内学者赵幸福等对其进行了修订（赵幸福, 2005）。考虑到性虐待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较为敏感，本研究参照Xiang等人（2018）的研究，删去了性虐待相关项目。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83。

2.3.2 贪婪特质量表

采用Seuntjens等人（2015）编制的贪婪倾向量表DGS，共7个项目；如“我总是想要更多”，“不管我有多少，我从来没有完全满足过”，并采用五分制评分，具有满意的信度和效度（Mussel et al., 2018）。其中该量表三次实测的α系数为.85、.86、.89。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 22.0和Mplus 8.0 进行数据分析，包括以下四个步骤：首先，通过潜变量增长模型（LGM）分析变量的发展趋势，描述初始水平（截距）和发展速度（斜率），其中斜率因子载荷根据1年间隔设置为0、1、2；其次，利用有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分析早期受虐总分及其不同维度对贪婪的截距和斜率的预测作用；第三，基于早期受虐的四个维度，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PA），从初始模型逐步增加类别数目，以识别最优拟合模型；最后，将早期受虐的亚组作为分类变量纳入潜变量增长模型，并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探讨不同受虐亚组在初中生贪婪特质的发展特征。

2.5  共同方法偏差

为评估3次测量受共同方法偏差影响的程度，分别对3次测试数据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总方差为24.73%、23.72%、23.91%，均低于40%的临界标准（Podsakoff et al., 2003）。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各年龄阶段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三次测量的贪婪特质差异显著，初中生的贪婪特质和早期受虐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试时间呈显著正相关，无性别显著差异。

3.2  贪婪特质的发展轨迹：无条件模型

为考察初中生贪婪特质的发展趋势，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模型用截距α和斜率β评估：截距代表初始水平，因子负荷为1；斜率代表变化速度，因测试间隔为一年，故因子负荷分别为0、1、2。

结果显示，无条件线性模型较好地拟合数据（表2）：χ2(1) = .34，CFI = 1.00，TLI = 1.02，RMSEA = .00，（90% CI：.00，.14），SRMR = .01。模型截距即贪婪特质的初始值为4.80，显著大于0（p < .001）。贪婪特质在初中三年呈线性上升趋势（斜率为.58，p < .001），即贪婪特质每年上升.58个水平。初一时的贪婪特质初始值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截距变异σ = 14.57，p < .001）。贪婪特质的发展速度也表现出个体差异显著（斜率变异σ = 4.40，p < .05）。

3.3  贪婪特质发展轨迹的性别差异

为检验贪婪特质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在无条件模型基础上加入性别变量，构建有条件模型（如图2）。

结果表明，该条件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良好，χ2(2) = .35，p = .70, CFI = 1.00，TLI = 1.03，RMSEA = .00，90%CI= [.00, .09], SRMR = .01。结果表明，性别（男生 = 1，女生 = 2）对截距即贪婪特质的起始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γα = .05, p > .05）。贪婪特质的发展速度也同样不存在显著差异（γβ = .14, p > .05）。此时，截距的变异（σ2 = 14.49, p < .001）和斜率的变异（σ2 = 4.20，p < .05）仍显著大于0，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导致贪婪发展水平及变化速度出现个体差异的其他因素。

3.4 早期受虐及各维度对贪婪特质的发展轨迹的影响

为了考察早期受虐对初中生贪婪特质变化趋势的影响，在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早期受虐与性别两个时间恒定的协变量构建有条件模型（如图3）。

该条件模型拟合良好，χ2(3) = 2.44，p > .05, CFI = 1.00，TLI = 1.01，RMSEA = .00，90%CI= [.00, .10], SRMR = .02。结果显示，早期受虐对截距的影响显著（γ = .45，p < . 001）。表明经历了早期受虐的个体，其贪婪特质的初始水平越高。并且早期受虐对斜率的影响同样显著（γ = -.29，p <. 01），表明经历过早期受虐程度越深的个体，贪婪特质上升的速度越慢。

为了进一步考察早期受虐不同维度对贪婪特质发展轨迹的影响，纳入早期受虐四个维度: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构建有条件模型（如图4）。

该条件模型拟合良好，χ2(6) = 7.32，p > .05, CFI = .99，TLI = .98，RMSEA = .03，90%CI =  [.00, .09], SRMR = .03。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变量的情况下，早期受虐对截距和斜率的影响均十分显著，其中情感虐待对截距的影响显著（γ = .45，p < .001），而其他维度对截距的影响不显著。躯体忽视对斜率的影响显著（γ = -.27，p < .05），而其他维度对斜率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在经历了早期受虐的个体中，尤其是经历了情感虐待的个体，其贪婪特质的初始水平越高，且经历了躯体忽视的个体，其贪婪特质的上升发展速度越慢。

3.5 早期受虐的亚类别对贪婪特质发展的影响

上述分析主要考察了早期受虐对初中生贪婪特质发展的影响，但未能揭示现实情境中早期受虐的不同维度（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如何组合，并在个体间呈现何种模式。由于不同受虐维度可能相互交织，形成特定的受虐亚型，并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贪婪特质的发展轨迹，因此，进一步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PA），以探讨现实情境中早期受虐的多维组合模式，并分析受虐亚型如何影响贪婪特质的发展。

3.5.1 早期受虐的亚类别

首先，使用Mplus 8.0对早期受虐4个维度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将早期受虐的四个维度作为观察变量，利用虐待经历的潜在结构，得出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分类变量，每个人被分配到一个相互排斥的类别。我们依次建立了五种潜在剖面模型，从一类模型开始，以五类模型结束，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3。从表3中可知，从1组解到5组解，AIC、BIC、aBIC值逐渐减少，而第3组与第5组的LMR不显著 3类和4类分类具有最高的熵值（分别为.97和.96），但三类模型LMR未达到显著水平。因此综合以上拟合指标，最终选择四类模型作为早期受虐的剖面模型。

如表4及图5所示，早期受虐的4个潜在类型在4个维度上得分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其中148名（61.9%）参与者被分配到C1组，52名（21.7%）被分配到C2组，25名（10.5%）被试被分配到C3组，14名（5.9%）被试被分配到C4组。为了验证四类解的正确性，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和成对的事后比较，证实了四组类型在不同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C4的情感忽视、情感受虐和躯体忽视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类型（p < .001），将其命名为“严重情感创伤组”。C3的躯体受虐水平均显著高于其他三个类型（p < .001），因此将其命名为“严重躯体受虐组”，C2的总体早期受虐水平显著高于类型1，并且显著低于类型3与类型4，因此将C2命名为“一般早期受虐组”，C1命名为“安全组”。严重情感创伤组与严重躯体受虐组在总体早期受虐得分上无显著差异，且显著高于一般早期受虐组与安全组，因此，可将该两组认为是严重早期受虐的两个不同子类别。

3.5.2  早期受虐亚组对贪婪特质发展轨迹的影响

将早期受虐的4个亚型作为协变量加入该潜变量增长模型，并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模型拟合度也较好（χ2 = 1.33，df = 5，CFI = 1.00，TLI = 1.09，RMSEA = .00，SRMR = .01）。受虐组别采用虚拟编码，以安全组为参照组（见表5）。结果表明，严重躯体受虐组在贪婪特质的初始截距上显著高于安全组（β = .19, p < .05），说明严重躯体受虐组的个体贪婪特质初始值较高；而其增长速率边缘显著低于安全组（β = -.22, p > .05），说明严重躯体受虐组的个体贪婪特质的增长速率较慢。

3.5.3 早期受虐亚组与初中生贪婪特质水平的关系 

三次测量时间点作为组内变量，受虐类别作为组间变量，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来探讨不同早期受虐亚组中，初中生贪婪特质水平变化的差异（见图6）。结果发现，受虐类别与时间点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 1.24，p > .05），受虐类别的主效应显著（F = 6.01，p < .005，η2 = .025）。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第一次测量时间点上，安全组的贪婪特质水平呈边缘性显著低于其他三组。在第二次测量时间点时，不同组别之间均无显著差异。在第三次测量时间点上，严重情感创伤组的贪婪特质水平显著性高于高水平躯体虐待组和未受虐组（p < .05），边缘性显著高于中等早期受虐组（p = .06），而严重躯体受虐组与安全组、一般早期受虐组的贪婪特质水平无显著差异。

图6  四类早期受虐在初中生贪婪特质水平发展中的差异

4  讨论

首先，基于诸多人格发展变化的青春期，探讨贪婪特质的发展趋势。结果发现，初中生贪婪整体特质水平呈线性递增趋势，且其初始水平及发展速度存在显著个体差异。同时，基于生命进化史理论，探讨了总体早期受虐及不同维度对贪婪特质发展轨迹的影响。该研究对在了解青春期贪婪人格特点发展趋势基础上，从早期不利环境视角干预或抑制贪婪人格特点的异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4.1  初中生贪婪特质的发展轨迹

基于贪婪的三年追踪数据，结果表明，初中三年期间中学生的贪婪特质水平呈线性上升趋势。研究结果与此前针对青春期群体的大型横截面研究结果相符，表明处于青春期的初高中群体，年龄与贪婪特质呈正相关，并且这一趋势在不同文化背景均得到支持（Liu et al., 2019; Seuntjens et al., 2016）。然而，这一结果与以成年人为被试的大型横截面研究结果不一致（Hoyer et al., 2023; Krekels & Pandelaere, 2015）。具体而言，对于成年个体，年轻人显著比老年人更贪婪。随着研究者日益关注贪婪特质的生命周期发展轨迹，有学者提出其可能呈倒U型发展轨迹：即贪婪特质水平从青春期起逐渐上升，在成年早期达到高峰，随后随年龄增长而逐步下降（Liu et al., 2019）。尽管这一假设已在横断面数据中得到部分支持，但基于纵向追踪数据的实证研究仍较为缺乏。直到近期，Mussel等人（2023）通过对成年早期群体的三年追踪研究才首次揭示：在个体从高中步入社会、逐渐成为社会多产成员的成年早期阶段，贪婪特质呈现下降趋势，符合“成熟原则”（Mussel et al., 2023）。而本研究通过对初中生群体三年的纵向追踪，发现贪婪特质在青春期阶段呈上升趋势，为“贪婪—年龄倒U型关系”假设的前半段提供了纵向实证支持，从而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补全了贪婪特质发展轨迹的关键证据链。

贪婪常常与精神变态、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等一同被贴上“令人社交厌恶的人格”的标签进行讨论，其常常在最大化个人效用方面的同时无视或恶意挑起他人的负效用方面，具有人格黑暗因素的核心表现（Moshagen et al., 2018）。因此，研究建议贪婪特质应该作为潜在成员加入黑暗三角（Marcus & Zeigler-Hill, 2015; Sekhar et al., 2020）。这类黑暗的人格特质的发展常常诉诸生命史理论来解释（Ellis et al., 2009），该理论认为个体在生命史策略上的差异受所处环境的影响，不可预测或恶劣的环境将导致人们采取“快速”策略（例如冲动、攻击等），从而发展黑暗的人格特质。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青春期早期的社会环境可能成为塑造黑暗人格特质的关键因素。与小学阶段长期稳定的同伴关系相比，初中生的人际关系更为复杂且难以预测，且处于青春期早期的个体往往更渴望在同伴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Collins & Steinberg, 2002; Giordano, 2003）， 在社会比较中初中生更聚焦自己而不是他人的表现（Baer, 1999; Smetana et al., 2006）。因此，在青春期早期的竞争或对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取的，发展这类人格特质更利于适应环境（Davis, 2021）。从人格层面分析，有关青春期大五人格的纵向研究也表明，青春期早期个体的宜人性与尽责性下降，且在中学毕业时似乎达到最低点（Allik et al., 2004; Roberts et al., 2001）。而黑暗人格特质在青春期早期呈现上升趋势（Hartung et al., 2022）。这些都表明着，青春期早期也许是黑暗人格特质发展的关键时期，贪婪特质作为黑暗人格的保护伞也随之增长。

4.2  初中生贪婪特质的性别差异

研究结果发现初中生贪婪特质的初始水平和三年间的发展速度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表明在追踪期间贪婪发展不均衡。因此，研究进一步纳入性别变量来解释贪婪特质的个体差异。

研究结果未发现性别差异，这与以往研究普遍认为男性的贪婪水平通常高于女性的结论有所不同（Hoyer et al., 2023; Liu et al., 2019）。这一结果可能与青春期早期的个体发展特征密切相关。在此阶段，个体的社会认知、自我概念和价值观尚未完全稳定，导致许多心理特质上的性别差异可能尚未充分显现（Roberts et al., 2001）。此外，社会文化因素对性别差异的塑造尚未充分显现。青春期早期的青少年仍主要受到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在物质欲望、资源竞争和社会比较等方面，外界对男女性别角色的区分可能尚不明显，仍具有较高的性别相似性（Leclerc et al., 2025）。相比青春期中后期，个体尚未进入以独立决策和社会竞争为核心的发展阶段，性别化分工较弱，导致贪婪特质的性别分化尚未显现。并且，文化背景也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相较于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群体和谐而非个人竞争，使得人格特质的性别差异在发展过程中分化得更晚（Schwartz & Rubel-Lifschitz, 2009）。因此，在青春期早期，贪婪特质的性别分化可能尚未被显著塑造。

然而，已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在人格特质方面的性别差异在方向和幅度上越来越趋同于成人模式（De Bolle et al., 2015），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并控制性别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仍将性别设为控制变量，以进一步探讨早期受虐对贪婪初始水平与发展速度的影响。

4.3 早期受虐对初中生贪婪特质发展轨迹的影响

通过构建有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从发展的视角考察初中生贪婪特质的影响因素。在控制性别的效应后，研究发现，早期受虐显著预测初中生贪婪特质的初始水平，显著负向预测贪婪特质的发展速度。

根据生命史理论，早期生活环境的恶劣性与不可预测性是影响生命史策略形成的重要因素（Belsky et al., 2012; Ellis et al., 2009），也就是说，在不可预测且恶劣的教养环境下成长的个体，更愿意将资源投资于现在而不是未来（Cai & Liu, 2025）。这种短期导向的生存策略不仅影响个体的资源分配方式，也会塑造其人格特质的发展（Csathó & Birkás, 2018）。其中，具有破坏性的人格特质往往则是在环境资源敏感中被选择和进化的（Davis et al., 2019）。而早期受虐包括躯体虐待、情感虐待、躯体忽视、情感忽视，在早期逆境基本维度模型中不可预测性与恶劣性得分均很高（McLaughlin et al., 2021）。因此，在这种不利的儿童期环境条件下，个体更有可能发展出破坏性人格特质（Ren et al., 2022），将其作为一种条件依赖的适应，以在一个被认为不可预测和恶劣的环境中解决问题（Jonason et al., 2016）。比如，发展贪婪特质可以通过索取更多来解决未来不可预测或恶劣环境中出现的资源匮乏的问题。换言之，贪婪的个体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个体最大化地获取资源，从而有助于保持适应性的进化优势（Chen, 2018）。因此，作为典型早期不利环境，早期受虐会导致个体为了适应不良环境而具有较高的贪婪特质初始水平。

除此之外，早期受虐还会负向预测贪婪特质的增长速度，即早期受虐程度越深，其贪婪特质的发展速度越慢。这可能是因为早期受虐经历使个体在儿童期就启动了一种补偿机制，使其在青春期早期时已达到较高的贪婪水平。由于初始水平较高，个体在后续阶段的提升空间相对受限，因此其贪婪水平的发展速度较低。后续的潜在剖面分析与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这一推断。具体而言，潜在剖面分析将样本异质性分成了四组，分别为安全组、一般早期受虐组、严重躯体受虐组与严重情感创伤组。结果显示，安全组的贪婪特质初始水平均显著低于其他三组，而经历严重受虐（无论是躯体还是情感方面）的个体在青春期早期便表现出较高的贪婪水平。

4.4 躯体忽视与受虐对贪婪特质发展的影响

结果表明，躯体忽视显著负向预测了贪婪特质的发展速度，即经历较高程度躯体忽视的个体，其贪婪水平后续增长较慢；同时受虐亚组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严重躯体受虐组的贪婪水平在后续发展中趋于平稳，与安全组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根据受虐亚型的分类变量构建有条件线性增长模型的结果显示，严重躯体受虐组的增长斜率显著低于安全组，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躯体相关受虐因素在抑制贪婪特质进一步发展中的作用。

躯体虐待指的是照护者通过身体暴力手段对儿童造成伤害或痛苦的行为，包括殴打、踢打、捏掐、烧烫、用物体抽打等对儿童使用暴力（Sherwin & Stevenson, 2017）。躯体忽视则是家里没有给儿童基本的物质需求，例如住所、食物等（Tang, 2008）。在一项元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儿童身体虐待与身体忽视的流行率分别为20%与47.0%（Wang et al., 2020）。由于躯体虐待侧重于直接的身体伤害和对外界威胁的高度敏感性，而躯体忽视则侧重于长期的资源匮乏，二者可能通过不同的适应机制影响贪婪特质的发展。

长期经历躯体忽视的个体，可能由于物质资源的长期匮乏，倾向于发展出低物质需求的适应性策略，以应对生存环境的挑战。已有证据证明，当个体的物质资源遭受负面冲击时，为了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不确定依赖，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生存策略，减少对外界的需求，并专注于当前的资源利用（Boon-Falleura et al., 2022; Cassar et al., 2017; Lee et al., 2018; Page et al., 2014）。此外，躯体忽视的个体通常表现得更为被动，较少参与社会和物理环境的互动（Avdibegovic & Brkic, 2020）。其可能是由于长期处于躯体忽视的家庭环境中，发展出较低的物质需求和节制保守的行为策略，通过减少与环境互动，避免对外部资源产生过度依赖。进一步来看，这种适应性策略可能对贪婪特质的发展产生双重影响。首先，由于早期环境的匮乏和不确定性，个体可能会在早期阶段迅速启动一种补偿机制，表现出较高的贪婪特质水平，以试图弥补资源不足带来的安全感缺失。然而，随着个体逐步内化低物质需求的适应性策略，其对资源的追求也会相应地趋于节制和保守。

相较之下，躯体虐待则表现为对个体直接的身体伤害以及在成长过程中形成对外界威胁的高度敏感性（Keene & Epps, 2016）。遭受躯体虐待的个体的一种典型的反应为过于服从照料者的要求，以降低自己遭受虐待的可能性（Sloman & Taylor, 2016）。因而，在成长过程中，其往往习得一种依赖惩罚驱动的行为模式，即通过抑制自身需求与回避的方式来减少进一步受害的风险（Unger & De Luca, 2014）。在青春期，这种对惩罚和风险的敏感性可能促使个体更加克制物质追求，以避免因过度索取资源而引发负面后果，如惩罚、冲突升级或社会排斥。因此，与未受虐个体相比，经历严重躯体虐待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在青春期调整自身行为，通过降低贪婪水平的增长速度来适应环境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躯体忽视和躯体虐待均可能通过不同的机制负向预测贪婪特质的发展速度。躯体忽视促使个体形成低物质需求的适应策略，使其在青春期后期趋于节制；而躯体虐待则通过塑造对惩罚的敏感性，使个体更倾向于抑制自身资源索取行为。这两种路径最终导致贪婪特质在青春期早期快速上升后，进入较为稳定的低增长状态，从而限制了贪婪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4.5 情感受虐与忽视对贪婪特质发展的影响

结果表明，情感受虐显著正向预测贪婪特质的初始水平，且在早期受虐亚组的比较中，严重情感创伤亚组表现出持续较高的增长趋势。这表明，情感虐待与忽视不仅对个体贪婪特质产生早期影响，形成较高的初始水平，这种影响还可能在青春期持续作用，推动贪婪特质的进一步发展。

情感虐待和忽视是最为普遍的儿童虐待形式，其主要表现为抚养者对儿童漠视、贬低、辱骂、孤立、威胁等（Buckley et al., 2007; Kumari, 2020）。中国儿童遭受情感虐待与情感忽视的比率分别为30%与44%（Wang et al., 2020）。长期以来，情感虐待与忽视因没有具体的可观察的外显特征，未像身体虐待与性虐待那样受到儿童保护机构的广泛重视（Glaser, 2011）。然而，有研究表明，情感虐待与忽视反映了儿童与监护者之间长期负面的互动模式，其对个体心理发展造成的损害可能比躯体虐待或性虐待更为深远（Riggs, 2010），并被认为是早期受虐的核心问题（Hart et al., 1997）。从人格发展上来看，情感受虐与忽视与其他偶发性虐待行为为特征的虐待类型相比，是更能直接影响父母与孩子之间依恋关系的儿童虐待形式，对人格发展会产生更有害的影响（Hengartner et al., 2015; Liu et al., 2018）。其中，一项大型横截面研究结果表明，早期受虐中的情感虐待可能是对人格发展最具破坏性的虐待形式，其与高外向性和低宜人性有关，并且是在神经质人格的风险因素上得分最高的受虐维度（Hengartner et al., 2015）。除此之外，情感虐待与忽视与多项负面人格特质存在紧密关联（Bierer et al., 2003; Gratz et al., 2011; Kircaburun et al., 2021; Mertens et al., 2020）。贪婪作为一种典型的负面人格，其过度索取的人格特点可能正是早期的情感需求受创而未得到满足所发展而来的。一项研究表明，贪婪的个体在获得新物品时会产生高度强化的短暂情绪刺激，但这种情绪反应随即迅速消退，需要定期补充（Mercadante & Tracy, 2024）。这种短暂且反复的情绪反馈机制，可能促使个体在缺乏稳定情感支持的情况下，形成对资源占有的持续追求。并且，儿童具有安全感的基本需要，若个体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情感虐待与忽视，未得到情感需求的满足，会造就安全感的缺失，容易形成过度竞争、 资源占有欲强的人格特点（Van Lange et al., 1997）。因此，遭受过情感忽视或虐待的个体可能会通过追求更多来填补安全感的缺失，持续性的发展贪婪特质可能是在早期情感资源匮乏环境中进化出来的一种适应性策略。

此外，刘等人（2019）将有关贪婪特质的发展前因集中于探讨儿童社会经济地位（即早期成长过程中的贫穷或富裕）与贪婪特质水平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奢侈性假说与稀缺性假说。一方面，一些研究支持奢侈性假说，即儿童时期的富裕使得成年后贪婪水平越高（Hoyer et al., 2023; Liu et al., 2019）。另一方面，一些研究支持稀缺性假说，即儿童时期的贫穷使得成年后的贪婪水平越高（Krekels & Pandelaere, 2015）。 本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早期受虐的角度揭示了贪婪特质的发展机制。相比于单纯的物质资源匮乏，个体早期的教养环境可能是更关键的影响因素。躯体虐待与忽视可能促使个体发展出低需求或保守的适应策略，以避免冲突或应对资源的不确定性。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体对资源的过度索取，使得贪婪特质在青春期后期的增长趋于缓和。然而，情感维度的虐待与忽视则会持续破坏个体的安全感，使其倾向于通过不断获取资源来弥补早期情感支持的缺失，进而推动贪婪特质的持续增长。因此，相较于物质资源的丰裕与否，个体早期所经历的教养方式，特别是照料者在情感与物质支持上的稳定性，可能对贪婪特质的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作用。

同时，为干预青少年贪婪特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强调干预应聚焦于提升情感支持和安全感。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加强情感陪伴，改善亲子互动，以满足儿童的基本情感需求。学校层面可通过心理辅导进行正念训练、情感教育和团体支持增强青少年的情感稳定性（Liu et al., 2023）。从这两个层面入手，确保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足够的情感满足与安全感，从而削弱贪婪特质的情感驱动机制，降低其过度索取的倾向。

4.6   研究局限与展望

通过历时三年的追踪探究了早期受虐对初中生贪婪特质的发展趋势的影响，具有一定意义与价值，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有待未来研究加以完善。首先，未纳入性虐待相关项目，可能会影响对早期受虐经历的全面评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性虐待的敏感性可能导致报告偏差，未来研究可考虑更全面的测量方式，以提高评估的完整性。其次，仅考察了早期受虐对贪婪特质的影响，未来可通过纵向中介模型探讨其中的关联机制。最后，未来研究可延长追踪时间，探讨整个青春期贪婪特质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5  结论

利用纵向追踪数据探讨早期受虐对初中生贪婪特质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初中生贪婪特质在3年间呈线性增长，早期受虐正向预测贪婪的初始水平，负向预测增长速率。早期受虐分为安全组（61.9%）、一般早期受虐组（21.7%）、严重躯体受虐组（10.5%）和严重情感创伤组（5.9%），严重躯体虐待组的贪婪特质增长速率显著低于安全组，而严重情感创伤组在三年呈持续增长趋势。本研究从生命史理论视角，揭示了早期环境对人格发展的作用，为家庭教育的干预和心理健康的促进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赵幸福,张亚林,李龙飞,周云飞,李鹤展,杨世昌. (2005). 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中国临床康复, 20, 1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