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种隐喻——试析拉康的“父亲之名”在杜拉斯作品中的能指作用（上）

内容提要：父亲的形象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很少出现，似乎是缺失的。而杜拉斯文本中的“父亲”问题亦很少受到批评界的关注。本文试以拉康关于父亲的理论解读其作品，证明杜拉斯作品中父亲的缺失与死亡是象征性的。在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父亲的作用与地位并不是“真实的父亲”所自然具有。在父亲—母亲—孩子三角关系结构中，父亲的位置往往由“父亲之名”来替代，这一能指可以通过情人、儿子、母亲的话语，甚至某些物体来体现。因此，“父亲之名”的能指并不与“父亲”这个人物有必然的联系，也不固定指向某人或某物。“父亲之名”体现的是父亲的“菲勒斯”作用，即他在法律与经济方面的象征意义。

“父亲之名”(le Nom-du-Père)① 这一能指符号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能指”(Le signifiant)(qtd.in Dor 49)原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个术语，拉康将其引入精神分析领域。他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提出“父亲是一种隐喻”② 的观点，按照他的理论，“父亲”的概念并不代表“真实的父亲”(le Père réel)(qtd.in Dor 16)，即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也不代表孩子幻想中的无所不能的父亲(le Père imaginaire)(qtd.in Dor 18)。“父亲”是一个能指符号，具有象征意义(le Père symbolique)(qtd.in Dor 16)。它代表法律与家庭秩序，是对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自然的紧密联系或乱伦倾向的一种制约力量，使得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及母亲的约卡斯特情结不再进一步发展。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父亲—母亲—孩子构成原始的家庭三角关系，父亲在其中应该是母亲的欲望对象，他的“菲勒斯”(Phallus)③ 作用是三角关系稳定的重要保证。即使生理意义上的父亲真的去世了，他在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应该仍然存在，并且由能替代父亲作用的能指来占据这一空位。这个能指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名称、几句话、一件物体，总之，它们应该是能体现父亲的象征力量的。拉康将这种体现父亲的象征力量的能指称为“父亲之名”(le Nom-du-Père)(qtd.in Dor 21)。

“父亲之名”与家庭三角结构和俄狄浦斯情结密切相关。拉康说：“如果没有父亲，就没有俄狄浦斯的问题存在，反过来说，谈到俄狄浦斯，就牵涉到父亲的作用这一关键问题”(qtd.in Dor 42)。在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父亲的作用和地位并不是“真实的父亲”所自然具有的。他必须体现法律与经济的力量。反之，如果“真实的父亲”不能发挥这种作用，他不能被称之为“父亲之名”。

在杜拉斯的作品中，与无处不在的母亲相比，父亲似乎是被遗忘的角色。她在访谈中经常说：“我没有父亲。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P24)④。这或许是她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很少写父亲这一人物的原因。但是，即使“真实的父亲”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或者经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具有象征意义的父亲作用——即“父亲之名”——却通过其他人物，通过母亲的话语，甚至是通过一些物体得到体现。这些人或物占据着父亲留下的空位，在家庭三角结构中代表“父亲之名”发挥作用。

罗兰·巴特在《文本的趣味》一书中指出：“‘父亲’的死亡将使文学失去许多趣味。如果没有了‘父亲’，叙述故事又有什么意义呢？任何故事不都回归到俄狄浦斯吗？”(Barthes 75)可见“父亲”在文学作品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图以拉康关于“父亲”的理论为指导，探索父亲的“缺失”和“死亡”在杜拉斯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以及“父亲之名”在其作品中的意义。我们将证明“父亲”能指的象征作用在杜拉斯文本中的重要性。

父亲的“缺失”与“死亡”

在杜拉斯的笔下，父亲极少作为主要人物出现。相反，他的形象经常被弱化，作用被降低，使人联系到“缺失”与“死亡”。父亲的缺失和死亡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象征性的。杜拉斯的作品中并非没有父亲，比如她的最初两部作品《厚颜无耻的人》和《平静的生活》中就有两位真实的父亲，他们在故事的叙述中也并未亡故，但实际上在家中已没有了地位，甚至令人无法感知他们的存在。

《厚颜无耻的人》中女主人公莫德的继父塔讷朗先生是一位老实人，胆怯怕事，在家中唯唯诺诺。他爱妻儿老小，真诚地关心他们，但他性格软弱。妻子与前夫四十岁的大儿子雅克常年住在家里，他也只是暗地里嘀咕，敢怒而不敢言。塔讷朗太太是家中的女王，她料理一切，决定一切，主宰一切。她执意将大儿子雅克留在身边，甚至决定在她身后将女儿与小儿子的婚姻大事都交给他做主操办。家中的父亲塔讷朗先生还活着，并一如既往地爱着妻子，希望得到她的关心，希望她能像从前那样给予他体贴与温情。但在塔讷朗太太眼中，作为丈夫与父亲的塔讷朗先生已不复存在。故事的叙述者女主人公莫德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塔讷朗先生坐在他的安乐椅上，一声不吭，他神色沮丧，耷拉着脑袋，面容憔悴，活像被人安坐在椅子上的死人”(IMP 24)。“安乐椅”可以被象征性地看作为父亲的位子，但塔讷朗先生只是“坐在椅子上的死人”。他作为真实的父亲坐在父亲的椅子——安乐椅上，却成为了“无生命的东西”(IMP 25)，因为他不再能发挥父亲的作用。

在《平静的生活》中，故事的叙述者与女主人公弗朗西娜的父亲原是比利时某小市的市长，由于受妻兄的债务牵连而被革职，被迫举家回到法国的乡村。在父亲离开市政府前一天而举行的告别晚会上，六岁的弗朗西娜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变化：他从一位受人尊重的市长变成了遭人嘲弄和遗弃的人。晚会冷冷清清，没有人邀请妈妈跳舞，甚至没有人跳舞。她注意到：舞会由爸爸和市政府首席顾问的夫人开场，但是没有人和他们一起跳。在一刻钟的时间内，只有爸爸和这位夫人两人在跳。但那夫人的面部带着明显的厌恶。市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们在第一支舞曲结束后即簇拥着那位带着英雄面具的女人匆匆离去。父亲从此一蹶不振，整个家庭开始走向衰落。多年之后弗朗西娜回忆起这一幕，她明白父亲实际上从告别晚会那一刻起即已遭遇“死亡”。作为一个男人在舞会上被女舞伴鄙夷乃至遗弃，是对他的一种象征性“阉割”。这个遭“阉割”的男人不再具有“菲勒斯”，也就不再具有父亲的作用。虽然他还一直活着，却如同死了一般，因为从他不能履行市长职责的那一天起，他实际上已经不能承担父亲的责任。告别晚会是父亲对他的工作岗位和城市的告别，也象征着父亲对人生的告别，对父亲作用的告别。

杜拉斯1990年发表的小说《夏雨》中也有一位真实的父亲。他爱妻子，爱他的七个孩子，妻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可是，在这套巴黎郊区的低租金住房里，父亲似乎沦为孩子们逗乐的对象。他和妻子都是外国移民，没有文化。孩子们纷纷出生，夫妻却双双失业，全家人仅靠领取政府的家庭补贴金为生。他们无法想到关心孩子们的学业与成长：“孩子们的上学读书问题从来没有引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的重视，孩子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也都不管不问”(PE 11)。父亲的责任就是每月去政府的家庭保障局领取几笔补贴。他在家中所能做的，也就是每餐开饭时，等妻子准备好饭桌，他吆喝孩子们来吃饭，并与他们逗乐，仿佛是母亲的大孩子一般。对这位真实父亲形象的描写实际上标志着父亲角色的缺失。

精神分析的理论告诉我们，母亲在家庭中是孩子们的第一爱恋对象。一两岁的孩子总是无意识地怀恋在母亲腹中的幸福时光。到三四岁时，男孩继续着对母亲的俄狄浦斯式爱恋，女孩则逐步脱离母亲的怀抱而转向父亲。父亲既是女儿从其与母亲的天然联系中摆脱出来后的第一位的爱恋对象，也代表着制约女儿俄狄浦斯情结的法律力量。但是杜拉斯以上作品中的几位真实的父亲却不具备这样的作用，他们都存在与他们应有的身份分离的情况。尤其是《平静的生活》中的告别晚会似乎给杜拉斯作品中的“真实父亲”的形象定下了基调：真实的父亲都与身份缺失和死亡相联系，在家庭关系和人生舞台上，他们是缺席的，是不在场的。但他们的位置与作用将由另外的能指来填补。这个能指就是“父亲之名”。杜拉斯很少写真实的父亲，但“父亲之名”在她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父亲之名”与“情人”

如果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情人”在杜拉斯的笔下与父亲的形象与作用是分不开的。在她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出现有“情人”这一人物，而我们在“情人”身上总能发现“父亲”的影子。从她1943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到1991年的最后一部小说《中国北方的情人》，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情人的形象都介于情人与父亲之间。我们在这里将重点分析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平静的生活》和两部有关中国情人的作品。

《平静的生活》发表于1944年，杜拉斯给书中女主人公弗朗西娜的情人取名Tiène(VT 24)。我们知道杜拉斯很重视给书中的人物取名，在很多情况下，她的人物姓名都具有象征意义。Tiène显然不是法国人的名字，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中国人名“田”。“田”的汉语拼音是tian，但它的威妥玛拼法和法语拼音均为t’ien。为了符合法语拼写与读音规则，作者将T’ien改写成Tiène，使之基本保持汉字读音，但拼写方法与法语一致。她给弗朗西娜的情人取名“田”，既符合这个人的身份，也寄托了她本人对中国情人的思念。我们还可以将“田”这个名字与作家1950年发表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故事联系起来看。在这部小说中，由于母亲倾其所有却买下了一块不能耕种的租地，每年海水上涨，冲垮堤坝，摧毁庄稼，也摧毁了母亲为儿女创造幸福生活的梦。可见土地对生活在乡村的人是多么的重要，能耕种的土地是家庭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厚颜无耻的人》中的塔讷朗太太说：“真幸运，我们拥有于德朗的田产！有土地的人是幸福的！”(IMP 15)因此“田”这个名字直接象征着经济力量，与家庭赡养者——父亲的角色相联系。

《平静的生活》中的故事也发生在乡村。弗朗西娜的父亲被革职而返乡后基本处于与父亲角色分离的状态，整个家庭事务管理权就落到了那个使他受牵累的妻兄手中。弗朗西娜和弟弟尼古拉长大后，承担了很多家里的农活。田是尼古拉在外面认识的朋友，熟悉耕种技术，家中也很有钱。他主动来到他们家帮助干活，并提出借钱给他们购置设备，以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效益。弗朗西娜渐渐爱上田，两人成为情人。田先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到他们家，后来他完全承担起家长的责任。田在这个家庭中就起到了父亲的作用，或者说，“父亲之名”的象征意义在情人“田”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体现。

在《情人》与《中国北方的情人》中，女主人公没有姓名，只称作“孩子”(l’enfant)，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她的中国情人也没有姓名，被叙述者用第三人称代词“他”代替，或直接称为“情人”。作家这样做的意图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样一来，“孩子”与“情人”都成了身份不明确的人，他们的关系就具有了含糊与暧昧的色彩。“情人”既可以是“孩子”的情人，也可以是她的父亲。情人已经二十七岁，孩子才十五岁半，情人的年龄更接近一位父亲的年龄。而且在叙述他们的爱情故事时，叙述者与女主人公“我”有时暂时分离，她以第三者的身份描述说每天晚上“他”与他的“孩子”做爱。情人在这里起桥梁作用，“孩子”将她对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转移到了情人身上。她对情人的爱中便包含有女儿对父亲的俄狄浦斯式爱恋。

在这两部有关中国情人的作品中，作家还写了女主人公“孩子”对他小哥哥的爱。这种兄妹关系实际上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转移形式。哥哥—妹妹—情人构成三角爱情关系，妹妹通过对情人的爱来转移她对父亲与兄长的俄狄浦斯情结。在这个三角结构中，情人起到了“父亲之名”的象征作用，因为“孩子”对他的爱阻止了她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进一步发展。

转自心理学空间

作者：范容

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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