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ewald（1962）内化、分离、哀悼与超我

Loewald, H. W. (1962). Internalization, separation, mourning, and the super-ego.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31(4), 483–504. https://doi.org/10.1080/21674086.1962.11926259

在本文中，我将探讨作为内化（internalization）产物的超我，以及内化与分离、丧失和哀悼的关系。在此语境下，我还将简要讨论一些精神分析终止阶段的事情。我会描述自我认同与超我认同之间的部分差异与相似之处，并引入概念——内化程度（degrees of internalization），提出构成超我的内摄物更靠近自我系统外周（periphery 边缘），但能够在该系统内流动，并因此可以融入自我本身并失去其超我特征。本文将提出以下命题：超我作为一种持久结构（其构成元素可能变化），与未来时间模式（temporal mode future）的内在表征存在重要关联。

作为话题的引入，或许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弗洛伊德看来，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heir)。发生在俄狄浦斯阶段之前的内摄与认同为俄狄浦斯的发展铺路，并最终构成了自我本体（ego proper）。弗洛伊德认为，也可以在那些早期认同中找到超我的起源，他称这些认同为直接且即时的，并非放弃客体贯注的结果。但是，构成超我本体的认同是放弃俄狄浦斯客体的结果：他们作为外部客体（甚至作为幻想客体）被放弃，并在自我中建立，通过这一过程，它们成为被本我贯注的内部客体——一种自恋贯注。这是一个去性化的过程，其中内部关系取代了外部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或阶段的认同：一种是先于客体贯注、并为客体贯注奠定基础的认同，另一种是俄狄浦斯阶段形成的客体贯注结果的认同。后者构成了弗洛伊德称之为超我的自我沉淀物；前者则是超我的前身和起源，但就其本身而言，是自我的构成要素。我认为，可以说早期的“自我”认同发生在发展的某个阶段，此时内部与外部、自我与客体尚未清晰分化，也就是说，尚未达到能够“贯注”“客体”的阶段，或者说从该阶段发生了暂时性退行。另一方面，较晚出现的超我认同，是对力比多和攻击性贯注的分化客体的认同——这些客体本身也以类似方式被贯注。因此，较晚的认同可以建立子在对这些客体放弃的基础之上。当然，在现实中，这两种类型的认同之间存在连续的阶段，且它们之间有大量重叠和交织。

一

放弃外部客体并将其内化为内部客体，涉及一个分离、丧失与恢复的过程，这在很多方面与哀悼相似。在精神分析中，分离与哀悼的问题会在治疗中断时以特定方式凸显，在治疗终止阶段尤为明显。事实上，精神分析的终止阶段可以被描述为一场漫长的告别——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往往显得过于漫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倾向于缩短告别过程，或许是为了减少尴尬、模糊感和痛苦，尽管我们可能在分离的悲伤与对未来的热切期待之间左右为难。另一些人似乎希望延长告别；但他们想延长的并非告别本身，而是挚爱之人的陪伴，以便尽可能推迟离别。这两种情况都是在试图否认丧失：要么我们试图否认对方仍然存在或曾经存在，要么我们试图否认自己必须离开挚爱之人、必须独自前行。要么否认过去，要么否认未来。当挚爱之人离世时，由于无法通过与对方的外部行动来实现否认，这两种否认形式都可能在内心发生。在真正的哀悼中，对挚爱之人的丧失或许会被暂时否认，但通过复杂的内心过程，会逐渐被接受和处理。

精神分析并非也不应等同于日常生活，尽管它的某些本质特征就是日常生活的复制品，但在其他方面又存在根本差异。与日常生活相比，精神分析终止阶段的告别过于漫长；而与解决俄狄浦斯情结时的告别相比，精神分析的终止阶段则可能是一个大幅缩短和浓缩的告别过程。精神分析与日常生活的区别之一在于，在精神分析中被有目的地（且常常痛苦地）明确化的体验，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仍处于隐含状态；它们被提升到了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不具备的觉知（awareness）水平和质量。要获得这种觉知，需要内在的距离和视角，而要获得这些，则需要时间——在紧迫的即时生活体验中，这样的时间往往难以获得或被如此利用。

如果与他人（此处指分析师）分别、结束关系的体验被清晰地、有意识地、并以精神分析特有的（且通过分析解释得以促进的）过度贯注模式感受到，那么我们既无法否认与之分别的人的存在，也无法否认没有他的预期生活。在明确的离别体验中，我们告别的人正成为过去的一部分，同时我们迈向没有他的未来。过去与未来都未被否认，而是在当下被认可和接纳。精神分析终止阶段的漫长告别，是哀悼过程的复制品（replica）。分析师在治疗过程中有时代表了患者过去的母亲、父亲以及其他爱过和恨过的人物，而现在患者要与分析师告别。患者过去与这些爱过和恨过的人物建立的内部关系，在分析过程中部分地再次外化。早年患者通过内化形成其性格结构的过程，在分析过程中被部分取向（undone），并被与外部客体的关系所取代——分析师在不同时期代表着不同的客体。换句话说，内化在某种程度上被逆转；构成自我结构要素的内部关系被重新外化。

精神分析被理解为移情神经症的修通过程，它通过促进这些内部关系的部分外化，改变了构成患者性格的内部关系，从而使它们能够被识别、探索和重新整合。通过部分外化，心理结构的内在组织仿佛被投射到一个现实层面，变得具有三维性。然而，在重要方面，分析师与最初的父母形象一样，只是一个暂时的外部客体。与分析师的关系，就像早期自我发展中与父母形象的关系一样，必须被部分内化——这一过程在除初始阶段外的所有分析阶段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着，但在终止阶段才能结出果实并更明确地实现。将要发生的分离压力有助于加速这种新的内化，尽管内化过程会持续进行，且只有在分析终止后才能相对完成。

爱欲客体的死亡，或与爱欲客体或多或少的永久性分离，是哀悼和内化的契机。我认为，个体对自身存在受到威胁的意识与无意识体验——随着对自身最终死亡的日益觉知而加剧——与内化现象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它引发了西方文明中最强烈的内化过程），道成肉身的上帝（基督）之死成为宗教体验的核心。基督不仅是信徒作为外部客体失去、又通过认同他作为自我理想而重新获得的终极爱欲客体，在他的受难与牺牲中，他还体现了所有世俗关系与需求的彻底的内化与升华。但深入探讨这些想法会让我们偏离主题，进入未被探索的心理学领域。

失去爱客体并不一定会导致哀悼和内化。因分离或死亡而失去的客体可能不会被哀悼，反而可能否认该客体的存在或其丧失。这种否认与哀悼相反。人们可能会寻求外部替代物，而非内化关系。例如，一位患者将环境中所有可利用的人物都作为失去父母的替代者，永远依附于父母的亲友和自己童年时的伙伴，向他们寻求关爱，且常常能成功。但他无法建立持久的新关系和稳定有效的升华；他的工作能力严重受限；他的超我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建立持久的新外部关系的能力和稳定升华的能力，抛开别的不说，似乎都基于牢固地建立的内化（之物）。

另一位患者似乎是其父亲否认叔父死亡的受害者。患者成为叔父的替代者，父亲带着从未放弃的依恋紧紧抓住他。由于切断这种联系会带来内疚感，患者很难从父亲那里解放出来。当然，这只是患者对父亲神经症性依恋的一个方面。出于多种复杂原因，第三位患者否认与其有过早期公开性关系的妹妹的存在。这位现已结婚的妹妹仍与患者保持着强烈的依恋，而患者则通过彻底谴责她、拒绝与她有任何往来，来否认早期的关系和对她的任何当下情感。在分析中，他不断“忘记”她的存在，以及童年关系在他当前生活中的意义，尽管有明显的证据。对这位患者而言，她需要躲避哀悼的过程；例如，即使是暂时的分离也必须是突然的，如果他要外出旅行，也不让亲友送他去车站。当我们开始考虑分析终止时，他有强烈的冲动要在一两天内就结束治疗，并坚持说分析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

精神分析本身就是寻求失去爱客体替代物的典型例子，而分析师在移情中促进了这种替代。然而，其目标是解决移情神经症——婴儿神经症的复现。未能解决俄狄浦斯情结，可以理解为未能在真正放弃婴儿期乱伦客体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稳定的内化，从而导致超我形成缺陷。因此，解决移情神经症与达成真正的哀悼密切相关，通过哀悼，外部客体的关系在自我系统中（以内在关系的形式）建立起来，这是自我进一步分化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终止时，充分处理其中涉及的分离问题如此重要。

理想情况下，终止阶段应达成、或促成真正的放弃（作为乱伦爱欲客体的）外部客体（的分析师），并将这种外部关系转化为自我-超我系统内的内部关系。这种内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一段关系一旦内化，就不能作为内部关系进一步发展。为避免误解，我想再次强调，必须严格区分与幻想客体之间的关系和作为自我结构组成部分的内部关系。

二

现在是时候更深入地探讨内化问题及其与分离和哀悼的关系了。我在这里使用“内化”一词作为某些转化（transformation）过程的总称，通过这些过程，个体心理装置与其环境（environment）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转变为心理装置内在（inner）的关系和互动。由此，一个内部世界得以构建，而它又反过来与外部世界形成关系和互动。因此，“内化（internalization）”一词涵盖了诸如合并、内摄和认同等“机制”，或“内部客体”和“内化客体”所指的内容，以及诸如力比多和攻击性驱力“转向内部”等“本能的变迁”。“合并（incorporation）”一词似乎最常强调内化过程的区域特征，特别是口腔方面。“内摄”通常用于指同一过程的自我方面。“认同”可能是最模糊的术语。有理由认为，内化本身至少只是某些类型认同的一个要素，而投射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精神分析的一般用语，此处“认同”一词的使用较为宽泛，以免预先判断该概念可能包含的含义。

自精神分析诞生以来，分离的意义就在许多不同的语境和分支中受到关注。随意列举一些：分离焦虑、阉割恐惧、出生创伤、失去爱客体、失去爱、俄狄浦斯情境的含义（放弃力比多客体、乱伦障碍）、哀悼、抑郁、自我边界与早期自我发展（与环境分离detachment）、超我起源、口欲攻击性、挫折等等。如果问人类如何应对分离和丧失带来的焦虑与挫折，答案可能是：要么通过旨在减少或消除分离感和丧失感的外部行动，要么通过旨在达到相同目的的内部过程。然而，分离可能不被体验为剥夺和丧失，而被体验为解放和掌控的标志。与爱恨交织的客体分离，可能是个体为摆脱此类客体而主动采取的行动，也可能是由他人（甚至爱客体本身）促成的；如果不被促成，或被他人阻止，那么无法分离可能会被体验为剥夺（deprivation）。然而，作为与外部客体分离过程的解放（不同于维持外部关系的反抗），似乎与内化工作并行不悖，内化减少或消除了外部剥夺和丧失感。与爱客体的分离到底是被体验为剥夺和丧失，还是解放和掌控，部分取决于内化工作的完成程度。从情感角度而言，这条路是从抑郁经过哀悼走向欢欣（elation）。

当外部存在攻击性以及压倒性的侵入和侵犯时，分离的需求可能变得势在必行。这种需求可以通过移除攻击者或自身离开来满足。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混合（union）的需求可能变得迫切（与攻击者认同）；通过这种混合，攻击性以另一种方式被消除。当我们探索这些不同的分离与混合模式时，越来越明显的是，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以及攻击-顺从（施虐-受虐）的矛盾心理贯穿其中，分离与混合都不可能完全没有矛盾。这种贯穿所有外部和内部关系的矛盾心理，其最深根源似乎在于个体存在中固有的个体化与“原始自恋”混合的两极对立——弗洛伊德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对其进行概念化，但他通过对本能、人性和生命本身的二元论理解，自始至终都承认并坚持这一点。

放弃俄狄浦斯爱客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认同，通常被认为是由这些客体本身所强制的（阉割威胁、失去爱威胁、乱伦禁忌）。但如果说这种发展是一种必要之恶，那么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这种恶已转化为善。这是“功能转变”的一个例子，哈特曼正是基于此提出了次级自我自主性（secondary autonomy of the ego）【1】概念。如前所述，与爱客体的分离，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需要通过内化来克服和消除的，但就其意味着个体化和解放而言，是通过放弃和内化爱客体而实现的积极成就。此处发生的功能转变是，对分离丧失的痛苦焦虑的进行防御的手段，其本身变成了目标。

【1】海因茨·哈特曼，《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58年，第25-26页。尼采清楚地看到了内化的某些方面以及生物学和精神生活中功能变化的重要现象。他使用了“内化”一词。参见他的《道德谱系》（1887年），纽约花园城：双日锚书，1956年。

但是，即便我们同意（grant）这些内化是俄狄浦斯认同中的重要要素，是否仍然能够将其描述为防御需求？构成超我要素的俄狄浦斯认同，是在新的剥夺和丧失体验推动下，对俄狄浦斯情境之前的认同的新的版本。在内化中取代客体贯注的自恋贯注是次级的，它建立在一种更古老的“原始”自恋之上，是其新的表现形式。这一点似乎不仅适用于俄狄浦斯认同的力比多方面，也适用于其攻击性方面。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关于原始攻击性的观点，那么在转向内部的攻击性背后（如内疚和受虐现象所体现的），存在着弗洛伊德所说的“原始受虐狂”，就攻击性驱力而言，它与原始自恋相对应。此处不做进一步详述，其核心观点是，在个体发生发展中，在原始自恋和原始攻击性（死亡本能）的原始阶段之后，会出现某种外化过程。一旦发生这种外化，就可能出现重新内化，并且性驱力和攻击性驱力可能转向内部。然而，它们已不完全是外化之前的那些驱力；它们已经被外化所修饰和分化（qualified and differentiated），也就是说，通过成为客体贯注的对象（弗洛伊德写道：“客体的影子落在了自我之上”）。打个比方，在内化过程中，驱力将客体的某些方面带入自我。驱力和客体都不再与以前相同，而自我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也进一步分化。内化是结构的构建。

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最近人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将原始自恋和原始攻击性阶段理解为，在这个阶段，力比多和攻击性并非仍贯注于原始自我而非客体，而是内部与外部、自我与客体世界尚未区分。

最近人们认识到，我们必须理解原始自恋和原始攻击，不是性欲和攻击性仍然存在于原始自我（而不是客体）的阶段，而是将其理解为尚未区分内在与外在、自我和客体世界的阶段。引用最近关于早期自我发展观点的总结：“……在生命的最初几周，‘我’与‘非我’之间没有区别。这种区分的最初痕迹始于第二个月。这种边界的缺失是投射和内摄的先决条件。”【2】有鉴于此，追问外化先于内化还是反之，就变得毫无意义。存在原始的外化和内化，也存在次级的外化和内化。在次级外化中，曾经的内部之物变得外部化；在次级内化中，曾经的外部之物变得内部化。当我们谈论初级形式时，外化和内化这两个术语的含义有所不同：初级外化意味着外在性正在建立；初级内化意味着内在性正在构成。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不能将外化（投射）和内化称为（对内部冲突或外部剥夺的）防御；我们必须将它们称为创造边界的过程，以及分化未分化状态的过程。然而，针对内部冲突和外部剥夺的防御，确实会促进这种分化并影响其性质。

【2】Panel on Som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Early Psychic Functioning, reported by David L. Rubinfin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7: 569.

因此，俄狄浦斯客体的放弃和内化，虽然在俄狄浦斯情境中是被这些客体“强制”的，但同时也必须被视为在新的水平上恢复创造边界的过程。自我、客体及其之间的边界——起初不存在，后来仍模糊且流动——逐渐变得更加清晰和固定，尽管绝非绝对或最终如此。与客体关系并行的是，认同过程持续存在并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代表着边界设定和分化过程的恢复，尽管它们在防御丧失爱客体方面（的作用）很突出。

早些时候，我将分析的结束阶段称为一种延长的告别，是哀悼过程的复制品。哀悼不仅包括逐渐、逐步地放弃丧失的客体，还包括内化、接纳该客体的某些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我与丧失客体之间的某些关系，这些关系“在自我中建立起来”，成为自我系统内部的一种关系。这个过程类似于放弃俄狄浦斯客体从而形成超我的过程。与外部力比多-攻击性客体的关系被内部关系所取代。在哀悼工作中（因死亡或实际分离而失去的关系），从客体贯注到自恋贯注的转变，在一定限度内，是在重复（个体）与先前放弃俄狄浦斯客体的关系，并在自我中建立这些体验。当然，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与晚年的哀悼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区别：在俄狄浦斯情境中，外部客体在冲突解决期间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它们的存在积极促进了内化过程。父母在这一时期仍然存在，但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们促进了部分分离，让力比多-攻击性驱力从作为外部客体的自身上脱离贯注，从而使一定量的驱力能量被释放出来，用于自恋性再贯注。此外，一些驱力能量最终可用于非乱伦的外部关系中的再贯注：父母促进了解放。从乱伦客体关系中脱离的驱力能量，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自恋性再贯注（内化）和非乱伦客体关系中的再贯注。然而，如果乱伦客体贯注在外部客体关系中的再贯注之前没有经历某种程度的内化（转变为自恋贯注），那么新的外部客体关系仍将具有乱伦性质；没有内心世界的进一步分化，客体世界就不会有进一步的分化。潜伏期在本质上体现了这样一个静默的内化阶段。

父母促使孩子减少对自身作为力比多 - 攻击性客体的部分贯注，并进行自恋性再贯注（在此情境中暂不考虑对新客体关系的再贯注），这不仅有利于孩子的发展，也体现了父母自身的发展变化：父母自身也会减少对孩子这一外部客体的部分力比多 - 攻击性驱力能量贯注，进而促使自身产生更深层次的内化过程，并改变自身的自我结构【3】。用埃里克森的术语来说，这种相互性（mutuality）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解决以及超我的发展至关重要。

【3】Compare Therese Benedek, Parenthood as a Developmental Phase. ]. Amer. Psychoanal. Assn. 7: 389-417, and pertinent formulations in many of Erik Erikson's writings.

如果说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是哀悼的原型，那么正是通过俄狄浦斯情境中相关客体间的互动所达成的这一原型，使个体在日后生活中能够在没有客体互动帮助的情况下，对外部客体进行哀悼。精神分析情境重现了这种互动，而分析的终止如果顺利，会让患者比以往更健康的让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得以达成，并形成更稳定的超我。治疗终止时，患者常常会表达一种相互抛弃的感觉，对这种感觉进行分析，会成为放弃将分析师视为外部客体并将双方关系内化的途径。这与青春期的解脱体验相似，都是在更高层面上重复俄狄浦斯冲突。

当然，在成年生活中，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会以各种方式持续互补、相互影响；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持续转换与交流。弗洛伊德在其论文《论自恋》中首次提及了这一点。

三

弗洛伊德最初将 “自我中的分化等级” 称为 “理想自我（Ideal ego）” 和 “自我理想（ego Ideal）”，后来他将其称为超我。在弗洛伊德看来，理想自我通过认同被视为全能的父母形象，代表着对孩子自身原始、原发性自恋的全能完美状态的重新获取。它代表着一种回归早期婴儿期自恋满足感的尝试，而宫外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挫折和剥夺无情地打破了这种满足感。这种假定的全能满足感，在一段时间内似乎通过与母亲亲密的 “共生” 关系得以维持，随后逐渐被对父母表面全能的依赖所取代。与孩子频繁体验到的无力、无助的自我相比，理想自我在幻想中回归到原始状态；通过认同全能的父母，自我得到充实，恢复到与环境处于原始自恋融合与同一的未分化状态的完整性。这一过程可以简单而或许又颇为贴切地描述为：孩子试图从环境中夺回自出生以来日益被剥夺的东西 —— 通过认同试图重建与环境最初的同一性。这种过去的同一性，起初由孩子以幻觉性愿望满足的方式 “幻想” 出来，逐渐成为未来渴望达成、向往的目标。父母、或许还有兄弟姐妹，以及后来的其他 “理想典范”，都是这种未来存在状态的代表。

如果说理想自我代表着一种类似幻觉或幻想中的完美状态，那么 “自我理想” 这一术语更清晰地表明，这种自恋完美状态是一种需要去达成的目标。鉴于这种完整性是婴儿在心理上与环境同一的原始状态，且（从不抱幻想的观察者角度来看）父母环境远非这种全能完整与完美的状态，我们必须指出，上述认同包含着投射的成分。毫无疑问，这种婴儿期的投射会引发父母的回应，进而影响孩子对理想的认知发展，就像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要求和期望的回应通常会塑造孩子的理想化特征一样。但孩子的理想也会受到父母自身投射的影响，包括父母对孩子的理想化，以及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期望和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和父母都可以说对对方的完美与完整状态，或者至少是对方的可完善性，抱有幻想 —— 有人会称之为错觉（illusions）。

但我们不应嘲笑这种幻想（fantasies）。由这些幻想产生的要求和期望，对于被期望者形成和维持健全的超我至关重要 —— 前提是，这些期望能够不断根据对成熟阶段以及对象潜力的日益现实的评估进行调整和缓和。幻灭（disillusionment）这一不可避免的因素，对于经历幻灭者的超我发展同样重要，因为在合理有利的情况下（如果挫折并非难以承受），正是这种幻灭促成了期望和要求的内化。因此，对于孩子而言，父母对孩子自恋式完美与完整的投射幻想，以及婴儿对父母全能完美的投射幻想，都对其超我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些基于所有相关者过往渴望的幻想，在正常发展过程中，会随着对所涉及客体关系的潜力和局限有更现实的理解而逐渐清晰和修正。父母应当在这一澄清和解决过程中起到引导作用，这一过程会促成更理性的外部相互关系，以及在自我 - 超我系统内部形成合理平衡的内部关系 —— 只要内化的要求不再固守对自恋完美的陈旧坚持。

“超我” 这一术语 —— 按照弗洛伊德关于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继承者的观点 —— 是在自我与客体的区分、异性恋客体与同性恋客体的区分相对稳固建立之后，在自我与客体之间的边界以及俄狄浦斯客体关系的局限得到认可之后才使用的。（在本文的特定语境中，我只能提及客体和自我的性分化对于超我问题的至关重要性，而将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留待他日。）只有在此时，孩子的体验中才能说存在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理想和要求才能更明确地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类。此时，存在外部权威和内部权威，它们各自带有要求、爱与恨、对应有状态的想象以及奖惩机制。超我由那些明显内化的权威构成，它们已成为 “自我中的分化等级”，从而与外部的爱恨权威和理想形象明确区分开来。

在发展过程中，要求、期望、希望和理想会发生变化。有些得以实现，不再是未来的召唤；有些则未能实现。有些被放弃，有些虽从未实现，却仍作为理想和要求存在。新的要求和理想不断涌现。有些在一段时间内得以实现，随后又消失或变得遥远。临床证据表明，所谓的内摄客体在自我系统中具有流动性，在某些精神病和边缘状态中尤为明显，因为这些状态下自我结构脆弱且具有透明性，这表明内化和外化的程度会发生变化，使得内摄物或多或少地接近自我核心。如果我们从 “内化程度”“距自我核心的远近” 这些角度思考，重要的是要记住，内化对用于内摄的外部材料的修改，会随着内化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可以与生理同化过程相类比：有机化合物被摄入后，在被同化到身体组织的过程中会经历分解代谢和合成代谢变化。超我作为自我中分化等级的概念，其核心是与自我核心存在距离的观念。除非自我核心与超我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否则它们无法区分。

让我举一个来自超我发展前期阶段的渐进内化和再外化的简单例子。费伦茨曾提及括约肌道德，毫无疑问，对括约肌控制的期望会逐渐内化为一种自身的期望。但到了某个阶段，这种控制得以建立，不再是可能实现或可能不实现的外部或内部要求；它成为一种自动控制，此时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当原始的自我功能。由于只有当成熟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期望才有可能实现，显然，外部和内化的期望与内部潜力之间的一致性非常重要。在某些压力条件下，括约肌控制可能会暂时丧失，此时它又会恢复为一种要求的性质。或者，它可能从早期就无意识地保留着这种性质；例如，如果父母最初对其的期望与孩子的成熟阶段不协调 —— 这种缺乏共情的互动会阻碍内化过程。

第二个例子来自哀悼体验。哀悼的结果可能表现为客体以新的方式进入超我结构，因为通过哀悼过程，失去的客体的元素会以内摄的形式成为自我理想元素以及内在要求和惩罚。如果对失去的爱客体的某些方面的这种内化进行长期观察（对于成年人，我们必须以年为单位来考虑），会发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终，曾经的自我理想或超我元素会成为自我本身的元素，并作为一种自我特质而非内部要求存在。例如，我们看到，儿子在父亲去世后越来越像父亲。仿佛只有在此时，他才能将父亲性格的某些元素吸收到自己的自我核心中。对精神病患者的临床例子展开讨论将超出范围，尽管由于自我结构的不稳定，内化和外化程度的变化在这些病例中往往尤为显著。【4】

【4】Norman Cameron, Introjection, Reprojection, and Hallucination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hizophrenic Patient and Therapist. Int. J. Psycho-Anal., vol. 42, parts 1-2, 1961.

上述讨论使我们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超我是一种结构，作为一种结构它具有持久性，但其构成元素可能会发生变化。【5】超我的元素可能成为自我本身的元素，并且在自我解体和重组的情况下，可能会重新回到超我中，甚至进一步外化。

【5】See also Samuel Novey, The Role of the Superego and Ego Ideal in Character Formation. Int. J. Psycho-Anal., vol. 36, 1955. He speaks of the superego as a "functional pattern of introjection rather than as a fixed institution."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超我元素投射或外化到分析师身上。在心理成长时期 —— 无论是童年还是成年 —— 超我元素向自我元素的转变似乎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超我本身也会通过与客体世界的互动不断接收新的元素。超我元素向自我元素的转变涉及进一步的去性化和去攻击性；这涉及像螺旋式上升一样回归到被称为自我认同或原始认同的那种认同类型 —— 个体由此重新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恋完整性，而这正如在童年时期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过进一步与他人交往而放弃这种自给自足的状态。自我在一生中的渐进分化和丰富，在其发生的范围内，是在新的维度上回归到自我与客体的同一性，在此基础上，客体世界的新领域变得可及。成年期人格的成熟，无论是通过分析还是其他重要的生活经历，都基于丰富且更分化的自我与外部现实之间不断拓宽和深化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新的维度上得到理解和深入。

内心的理想、期望、希望、要求，以及同样存在的内心的怀疑、恐惧、内疚、对自身的绝望 —— 所有这些都在面向未来，或因未来而感到挫败。良知的声音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或本应该做什么，它从我们要求自己达到的，或告诉自己未能达到的未来的角度发声 —— 或许是一个应该带回失落过去的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发展过程中，这个未来的形象充满了往昔岁月、祖先、父母、老师、先知、牧师、神灵和英雄们的希望、期望、要求、承诺、理想、抱负、自我怀疑、内疚和绝望中依然鲜活的一切。成熟和发展是迈向未来的过程，它们会受到父母和其他权威的希望、期望、恐惧、怀疑和要求，以及他们提供的正反范例的促进、界定、引导，或阻碍、抑制 —— 这取决于这些因素是否与发展阶段、速度以及孩子的潜力相匹配，也取决于权威自身的超我发展状况。从另一个角度看，父母的期望、恐惧和希望，权威的指导和范例，他们对孩子的标准、禁令和惩罚，会因孩子的成熟和发展而得到促进、引导，或受到抑制、阻碍 —— 孩子的成熟和发展向父母展示了一些新的潜力，同时也限制和排除了其他一些潜力。超我作为父母和文化标准、期望、恐惧和希望的内在代表，是未来在心理内部的表征。只有当我们超越当下的自己，当我们认识到自身具有超越当前状态的潜力，并从这种潜力的角度回望当下的自己时，我们才能说拥有良知。良知的声音作为超我的代言人，从我们所想象的内心未来的角度对自我说话。可以说，在良知的声音中，超我评判自我是否有能力达成作为内心未来的超我。

当自我的内心未来的某个方面成为内心现实时，这个超我元素就会融入自我，成为与自我不再有区别的元素。与这个元素相关的内疚感会消失，因为内疚是自我与超我之间的一种张力形式。我们会对过去或现在的思想、感受和行为产生内疚感，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我们未能实现自身的内在形象，未能达到内在理想，未能实现我们自身所蕴含的未来。

我所提及的与自我核心的远近程度 —— 即内化程度 —— 或许从本质上最好理解为时间性的，是内心现在与内心未来之间的关系。这种结构化显然不是空间性的。物理结构存在于空间中，并通过空间关系来组织。如果我们考虑心理结构的组织模式可能是时间性的，或许能加深我们对心理结构的理解，尽管我们尚未理解这种组织的本质。进一步探索不仅超我与未来时间模式的关系，还有本我和自我的时间维度以及它们与过去和现在时间模式的关系，很可能是有益的。

小结

作为 “俄狄浦斯情结继承者” ，超我的形成与分离和哀悼现象有关。分离被描述为内化过程发生的契机，尤其是在与哀悼相关的方面。哀悼的工作不仅包括逐渐放弃失去的客体，还包括内化与即将放弃的客体之间关系的元素。这些内化过程，只要是俄狄浦斯情结解决过程的一部分，就会导致自我的进一步分化，而超我正是自我的 “分化等级”。本文提供了一些关于分离所涉及的心理过程的例证，并从这一角度简要讨论了分析的终止。

与爱客体的分离构成一种丧失，可能会被体验为剥夺。但在人生的某些关键事件中，分离也具有解脱的意义，而缺乏分离可能会被体验为剥夺。本文认为，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解决以及随后成功哀悼的分离中所涉及的解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作为对外部中断的客体关系的内部替代（内部 “对失去客体的恢复”）；第二，作为早期边界设定过程的延续，通过这一过程，自我和客体世界在更高发展水平上进一步分化和整合。换句话说，所谓的超我认同，可以说在客体丧失方面消解了分离，而在边界设定以及自我和客体的进一步分化方面，则代表着分离的实现。本文从这一角度简要讨论了所谓的原始认同与次级认同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以及原始自恋与次级自恋、原始攻击性与次级攻击性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本文指出，内部性和外部性、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都是由这些过程的原始形式构成的，而它们的次级形式，尽管具有防御性方面，仍继续有助于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进一步组织。

本文简要提及了通过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互动形成超我的一些具体方面，并强调个体化与与环境的原始自恋同一性之间的二元性或极性，是人类发展的基本现象，也是分离和内化具有矛盾意义的基础。

本文提出了内化程度的概念。这意味着内化 “材料” 与自我核心的距离会发生变化，自我 - 超我系统内部的距离也会发生变化，并且内摄物的特征会根据各自的内化程度发生转变。超我被视为一种持久的结构模式，其元素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可能要么朝着自我核心的方向移动，要么朝着外部客体表征的方向移动。因此，超我的元素可能会失去其超我特征，成为自我元素，或者呈现出客体表征的特征（外化）。本文假定，超我具有未来的时间特征，因为超我 - 自我理想可以被理解为自我所预想的内心未来。良知作为超我的声音，从自我所追求的或未能达成的内心未来的角度对自我说话。本文认为，内化程度，即与自我核心的距离，本质上是时间性的，代表着内心现在与内心未来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们对这种时间结构化的本质只有模糊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