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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移情诱惑和受训中的心理治疗师(一)

发布时间:2021-09-20 浏览次数:6次

J. Timothy Davis 文
周春秀 译


最近关于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的文章,大都涉及精神分析中自我表露相关的理论和技术方面的高级问题。然而,本文讨论的是关于受训中的心理治疗师(psychotherapists in training)使用自我表露的问题。这里不是断然论证新手治疗师应该或不应该使用自我表露,而是重点讨论影响是否自我表露的决定的因素。通过两个案例来说明,我们认为由于新手治疗师相对缺乏处理移情和反移情的经验,他们特别容易受到诱惑,使用自我表露和不表露(nondisclosure)来关闭患者强烈的移情感受,而不是去分析它们。


近年来,自我表露这个话题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受到大量的关注(如Cooper, 1998a, 1998b; Davies, 1994; Ehrenberg, 1995; Greenberg, 1995; Renik, 1999)。这些文章中有很多微妙的理论和技术问题,尤其涉及精神分析中自我表露的使用。然而,我作为受训中的心理治疗师的督导,以及我自己学习实践心理治疗的经验,都表明治疗师在掌握心理动力学理论和技术的初始阶段,自我表露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文是为那些受训中的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师们及其督导们而写的。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断然论证新手治疗师应该或不应该使用自我表露。相反,在简要回顾精神分析中关于自我表露的争论历史之后,重点转向讨论“反移情诱惑(countertransference temptation)”在影响治疗师是否做出自我表露决定中的作用。具体来说,我认为可能会出现一种诱惑,这种诱惑在治疗师的从业初期最为强烈,使用和不使用自我表露来关闭患者强烈的移情感受,而不是去分析和促进其发展。我用自己受训期间治疗过的两个患者的案例来说明这种诱惑对受训者的影响。

匿名(anonymity)与自我表露

对心理动力学感兴趣的治疗师通常带着这样的想法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以及他们自己的个人治疗——最严格的精神分析和分析性心理治疗是由那些谨慎回避自我表露的治疗师所开展的。这样的期望立足于分析技术的长期传统,传统的分析技术主张治疗师(批注:我交替使用分析师,精神分析师、治疗师和心理治疗师这些术语来指代精神分析或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的实践者)的日常生活细节,以及他/她的个人想法、感受、担忧和冲突对患者保持未知时,最能促进分析性的探索。这种匿名的立场被认为源于Freud(1912/1958),他建议“医生应该对他的患者是不透明的,就像一面镜子,只反映那些呈现给他的东西”(118页)。(批注:Freud是否真的主张匿名的立场还不清楚;但有大量证据表明,他并没有实践这种立场(例如,Roazen, 1995)。)

匿名的支持者们认为,严格的不表露代表着一种高级的技术,因为对分析师的了解可能会干扰患者的自由联想。有人认为,表露分析师的生活阻止了移情幻想的发展,这涉及与被表露的事实相矛盾的因素。此外,某些自我表露——例如,分析师患有严重的疾病,会阻断患者的自由联想,因为这种表露会引起抑制性焦虑(Schwaber, 1998)。此外,Arlow(1969)提出,匿名的立场最有利于对移情的分析。在他看来,当患者对分析师有很少或没有实际的了解时,患者更容易意识到,他/她对分析师的想法和感觉一定代表着移情,因为这些印象没有其他凭据。

这种匿名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经典的精神分析技术理论,其核心目的是限制分析师对患者联想过程的“污染(contamination)”。经典技术的目标是将患者的冲突和移情以“纯粹的形式(pure form)”投射到分析师匿名提供的“空白屏幕(blank screen)”上。从这个过程之外的“客观立场(objective position)”,分析师可以解释联想的无意识含义。分析师的人格或心理动力学对分析过程的任何影响都被认为是不可取的。因此,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被定性为“一人(one-person)”的分析理论,因为分析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人,即患者的内部心理动力。相反,关系性(例如Greenberg & Mitchell, 1983; Mitchell, 1988)和主体间性(例如Greenberg & Mitchell, 1983; Mitchell, 1988)精神分析理论将精神分析视为内在“两人(two-person)”的事情。根据这个两人理论,分析师是精神分析过程中的完全参与者,他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并独特地影响着精神分析过程。关系性和主体间性理论并不是徒劳地试图消除这种影响,而是旨在使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分析研究的对象。

受关系性和主体间性观点的影响,当代精神分析对自我表露的看法普遍比过去更加灵活和多样化。Renik(1995)认为,即使是那些仍然认为匿名立场代表着高级分析技术的精神分析师也会或多或少地承认,对某些类型的患者(例如,青少年,偏执狂或自恋脆弱的成年人),自我表露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些患者,很多分析师采用的方法是,先回答问题,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尝试分析其联想意义。

许多从关系性和主体间性视角进行工作的精神分析师(例如Greenberg, 1995; Renik, 1995; Singer, 1977),拒绝完全匿名的概念;他们认为匿名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治疗师,即使是那些严格的非表露者,也会在无意中向患者传达很多信息。心理治疗师通过他们的衣着、发型,办公室装潢等方式展现自己。受训中的治疗师往往通过他们的年轻、缺少最终学位(例如,社工硕士学位(MSW)或哲学博士学位(PhD)),以及共享或简陋的办公室透露他们相对缺乏经验和较低的职业地位。同时,治疗师通过他们在治疗期间的行为透露了很多关于他们是谁的信息(Hoffman, 1983)。分析师选择评论什么联想,分析师在评论时说了什么,以及什么引发了分析师情绪的自发表现,这些都揭示了分析师及其最深层的价值观、愿望、恐惧和冲突(Singer, 1977)。根据Singer(1977)的说法,解释虽然作为精神分析干预的一个缩影,但它“既不完全也不主要是对患者深层动机的评论,而最重要的是对自我表露的评论(183页)”。在Singer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因为“共情性交流的基本前提是……个人对被审视的经历的了解——或者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这需要一个人去了解另一个人’”(182-183页)。(批注:由于自我披露与匿名性的历史关系,几乎所有揭示分析师情况的事情(比如,减少匿名性)都被认为是自我表露。因此,许多不同的分析事件被人为地、无益地归在 "自我表露 "的标题之下。文献中 "自我表露 "一词指的是一个人对服饰的选择、对解释的选择、自发的情感表达等不经意的表露,也包括有意的表露。即使是有意的自我表露,也代表着一个异质的实体。有意的主动表露与对回应患者问题的表露,其潜在的意义截然不同。从内容上看,反移情的有意表露与对事实的表露是不同的。最后,反移情感受或个人事实的有意表露可以有非常普通的内容(例如,"我感觉很困惑 "或"我最初来自中西部")或非凡的内容(例如 "我对你有性吸引力 "或 "我得了癌症")。)

Renik(1995) 和Singer(1977)将这种批判更进一步。他们认为匿名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对治疗师来说,即使是争取部分匿名,也会对分析过程造成伤害。匿名这个概念的一个问题是,它助长了一种神话,即分析师可以通过沉默或不自我表露来减少、甚至消除他/她对患者联想的影响。这个神话反映在古老的精神分析谚语中,当产生怀疑的时候,建议“不要做什么,坐在那里!”。治疗师不回答患者的问题,或者保持沉默的时候,其实是在做一些事情的(Lipton, 1977)。反过来,患者通过给出他/她的意思来回应分析师的沉默。不表露的分析师可能被一些患者认为是隐瞒的,而被另一些患者认为是无私的(Renik, 1995),但他/她不太可能被认为是一块空白屏幕。患者对自我表露和不表露都赋予了独特的意义,为移情提供了依据。因此,患者对这两者的反应是非常值得分析性探索的主题。然而,匿名的概念模糊了这一事实:不表露和自我表露都是分析关系中的行为。

根据Singer(1977)和Renik(1995)的观点,与匿名有关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需要假装匿名可能会对分析师的临床工作产生约束和变形的影响”(Renik, 1995, 469页)。一位认为自己应该对患者匿名的分析师可能会不给出特定的解释,因为担心这样会表露太多的信息。或者,治疗师可能会继续,并做出一个潜在的揭示性解释,但为了掩盖自我表露而使用抽象或模糊的语言。在第二个案例中,患者会觉得分析师是模棱两可和神秘的,而不是匿名的。根据Renik(1995)的观点,这种模棱两可会导致对分析师的理想化,认为他们拥有对患者乃至一般生活的特权和客观的了解。“匿名”的分析师变成了神秘的个体,“他的方式不为人知,因此,其权威性也不容置疑”(Renik, 1995, 483页)。

Renik(1995), Singer(1977)和Greenberg(1995)已经建立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即匿名的概念并不能准确地描述患者如何体验不表露的分析师。尽管这些作者认为匿名应该从精神分析技术理论中删除,但必须指出的是,拒绝匿名并不等于支持使用自我表露。Kris(1982)建议,作为一般规则,分析师应该“把个人事务留给自己……不是出于对神秘的盲目忠诚,而是出于对患者在自由联想法中的专有权利的尊重”(24页)。例如,在遵循基本规则的情况下,患者有权利也有责任向分析师提出他们想到的问题,而没有必要让分析师通过回答来干扰自由联想。(批注:Kris(1982)认为,如何处理分析师问题的程序(例如,问题是否会被回答,以及在每一个实例中如何做出这个决定)需要在每一个分析配对中想办法。)对于Singer(1977)来讲,拒绝匿名概念的重要性在于解放分析师,使其真正地存在于分析中,而不是对患者隐藏自己。然而,这种真实的存在并不一定要通过自我表露来促进。关键的问题是,分析师要能够接受,而不是回避,他/她的“自体(self)”在做普通分析工作(例如作解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深刻地被显露出来。Greenberg(1995)表明,真正的自我表露和匿名一样,是不可能有意实现的;它总是部分有意实现的。自我表露不可避免地隐藏分析师的情况,就像他们表露的一样多。Greenberg(1995)认为,自我表露的使用通常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假设,即分析师“处于一种特权地位,可以在更少表露的情况下,知道任何(他们)的所思所感”(197页)。

鉴于这些对匿名的批评,许多分析师(例如Cooper, 1998a, 1998b; Davies, 1994; Ehrenberg, 1992; Renik, 1995)用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患者表露什么信息是有用的,来取代反对自我表露的一般规则。Cooper(1998a, 1998b)认为,分析师在治疗中表露他/她的体验可能是有帮助的,尤其是其与患者的体验不一致的时候。他建议用“分析师自我表露(analyst disclosure)”来代替自我表露一词,以强调表露内容最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分析师在作为分析师角色中的自我体验,而不是更广泛地描述分析师个体的自我。Renik(1995, 1999)认为,分析师应该始终如一地向患者表露“分析师对其目的和方法具有有意识的观点这样一个清晰和明确的画面”(Renik, 1995, 482页)。

Davies(1994, 1998)和Ehrenberg(1992, 1995)讨论了分析师向患者表露反移情反应这些方面的有用性。在Ehrenberg(1992, 1995)看来,反移情自我表露涵盖了一系列宽泛的表露,从分析师向患者表露他/她对治疗中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到高度表露激起的反移情反应,如负性的或色情性的感觉(另见Davies,1994)。虽然Davies(1994)和Ehrenberg(1995)认为反移情表露在处理治疗僵局时特别有用,但他们认为,其使用不应局限于僵局时期。他们提倡将反移情表露作为精神分析技术的一个常规方面来使用,这对协助分析师和患者检验分析关系此时此地的互动特别有帮助。用Ehrenberg(1995)的话说,“对反移情表露的明智使用,有可能促进所有患者的分析投入水平和分析性探索水平,否则可能无法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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