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哲学看“追求幸福”（1）--克尔凯郭尔

总 体 介 绍

这一章主要讲述一些欧陆（continental）哲学家的贡献，这些哲学家把关于幸福的观点与苦难的经验进行了对比。考虑到本书其他的几章不但涉及了早期的欧陆哲学，而且还涉及了古典哲学的贡献，因此本章专门聚焦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哲学家——特别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但不包括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哲学家——所做出的贡献。本章的主题是：如果没有把幸福的对立面——苦难考虑在内，那么对幸福的追求在哲学意义上是否是合乎情理的。虽然这些哲学家对幸福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反对将幸福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指标。本章将证明欧陆哲学家与雅典哲学家的看法一致，他们都普遍认为在幸福和苦难之间需要取得某种平衡——因为它们谁也离不开谁。

为此目的，我们将把本章讲述的欧陆哲学确定为自19世纪始到20世纪末的欧洲大陆繁荣的哲学。这不仅没有考虑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旗帜下的近代欧陆哲学，而且还省去了许多重要的早期欧陆哲学的贡献。本章的焦点将是革新了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思维的存在主义哲学运动，这种哲学把人类境遇（human condition）作为关注的焦点。这些哲学都坚定地回归到人类存在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生活下去的基本问题。本章中的每位哲学家对人类生活目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把人类幸福当作生活的目标。这使得很难从欧陆哲学的立场给幸福下一个定义，尽管如此，在文章结尾的时候我们将尝试这样去做。

欧陆哲学强烈地反对英美（Anglo-American）思维的分析和实证传统，并因此提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对幸福的看法。我们看到现今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它即深深根植于英美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框架之下，它在促进一种充满活力的实证研究取向来研究人文学科中的幸福，而欧陆哲学对此有着十分不同的视角，这种视角可能既是新鲜的又是我们亟需的。欧陆哲学，像罗森（Rosen）定义的那样（1998, p. 665）——拒绝科学主义（比如，排他性地把科学当作一切事物的终极权威），倾向于历史主义（比如，假设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确定自己和自身价值），强调人类能动性、个人和道德转变的重要性，强调元理论（meta-theory）的重要性。

当前人们热衷于追求幸福，将此作为人类生活的首要目标，欧陆哲学家将对此进行追问：就人类自身来说，幸福、快乐和福祉是否能够成为值得永恒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可以从欧陆哲学的历史学到一点东西，那就是幸福和福祉从来不能单列出来，而需要与它们的对立面——苦难和艰辛结合起来进行理解。

欧陆哲学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忘记幸福不是生活的终极目标？我们又何时才能忘记？我们为何在这个新兴的技术时代锲而不舍地追求幸福？我们何时开始认为生活的艺术可以被简化成积极思维的艺术（一些人似乎将积极思考等同于是良好的生活所必需）？什么样的巨变已经让我们远离那些古人从生活中得到的来之不易的洞见？这反映了当代社会寻求安逸的本性吗（我们让自己麻痹于这样的信念——幸福能够获得并且必须获得）？”欧陆哲学本质上有意地让人心绪不宁，挑战人们安稳的现状。

近代的欧陆哲学家强调的基本悖论之一是：只有我们准备好面对困难、麻烦和苦难时，我们才能找到舒适和安宁。只有我们准备好面对存在的张力，我们才能永恒地与之共处。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预示了大量的此类说法。

克尔凯郭尔的建构和生活阶段说

索伦•克尔凯郭尔经常被称作是“存在主义之父”，他对人类经验和生命意义的描绘贡献颇多。他的哲学是对黑格尔恢宏世界观的一种批评，他认为这种世界观过于理想化，脱离了人类存在的现实。克尔凯郭尔仔细地研究和描述他自己的主观经验，并努力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展开搏斗，尽管像叔本华一样，他很快感觉到，当我们面对反映自我需要（selfhood entails）的深渊之时，在人类经验的核心中有一种空虚以及焦虑和绝望。克尔凯郭尔详细地记录了他与不幸所做的个人斗争，并且谈论到人类倾向于孤离我们自身，以及：

“（倾向于）移居到完全风平浪静的第六大陆”（Kierkegaard, 1941/1846, p. 295）。

克尔凯郭尔认为，我们可以悖论式地克服生活中普遍的矛盾和困难——通过直面而不是试图消除它们。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是一种辩证的观点。一开始（Kierkegaard, 1843/1992）他提议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并做出选择——要么追随我们的审美偏好、追求快乐和幸福，要么追随我们的伦理倾向、法律条文和道德准则。但是后来，他提出一种辩证的方法来超越这些对立——建议我们可以采取信仰上的纵身一跃进入一种精神生活（Kierkegaard, 1845/1940）。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精神性是我们的一种独立思考，而非跟随我们的感觉或现存规章制度的指导。如果我们有基本的怀疑态度，我们就会抵达这种状态。

在历史自由的范畴内，过渡也是一种状态。然而，为了正确地理解，一个人必须不能忘记新产物是通过纵身一跃而产生的。（Kierkegaard, 1844/1980, p. 85）

当我们决定要去信仰，且放弃追求审美享受或伦理标准的生活之时，纵身一跃才可能发生，不过这一跃是由圣经或其他宗教教义所确定的，那最终无法令人满意。只有在我们开始怀疑并开始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意识到跌进深渊的可能性。这就是焦虑（Angst，畏）的经验，使我们充分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和我们自身。然后，我们才能拥抱这种无限和有限、可能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张力。而且正是此使我们感受到自由的眩晕。

焦虑即是自由的眩晕，当人的精神想要提出一种合题（synthesis，指上文中提到的悖论方式——译者注），而自由向下俯视自身的可能性（类似于俯视深渊——译者注），抓住有限性来支撑自己，这时自由的眩晕就出现了。自由沉陷在这眩晕中。（Kierkegaard, 1844/1980, p. 61）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盲目地追求幸福与把握个体的自由是完全对立的。不够格的幸福只不过是尝试不去经验生活的矛盾和紧张。这是一种回到伊甸园的尝试，在那里一切都从此变得安逸。但是人类亏欠他们自己，而不仅仅是对张力自由的无知。从伊甸园里被驱逐出来，是迄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最好的事情，因为这允许我们去探索生活的矛盾和张力，认识到善与恶、是与非和男女之差异。因此，我们不应该去追求幸福，而应该追求一种对自由和可能性的觉知、全身心地投入生活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欢迎焦虑，它把我们从舒适的幸福幻觉中唤醒。

谁以正确的方式了解了焦虑，谁就了解了终极意义。（Kierkegaard, 1844/1980, p. 155）

（文章转自心理学空间，作者：艾美·凡·德意珍（Emmy van Deurzen）如涉及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