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态度

摘要：本文通过临床案例介绍了当代精神分析技术和精神分析的态度。并进一步讨论了精神分析态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介绍了佛家，儒家，道家思想中包含的精神分析方法。发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可以与心理动力学思想产生共鸣，发展出一种“中国精神分析”的新形式。

关键词：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学；中国文化

[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9051]

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本我在哪儿，自我就会在哪儿。

——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

超我在哪儿，自我就会在哪儿。

——奥托 •费尼谢尔

   我所说的 “精神分析的态度 ”，是指一种怀疑的态度，以一种非侵入性的接受性态度等待着去看什么会发展，什么会被抑制，并给自我反省留出时间，不带评判性，就像拉丁诗人 Terrence所写的那样 “我是人，人类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陌生的 ”。 “精神分析的态度 ”是对病人信仰和价值观的一种关心和回应。精神分析是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的交叉口。分析师远不止是一个研究员或一个 “中立 ”的观察者。他 /她共情地认同病人和他 /她的问题，包括同情心和教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像 “客体 ”这样机械的没有生命力的术语是不可取的，我们是在与有感情的人一起工作。尽管人们因特定的症状而来到这里，但我们应该对整个或完整的人格感兴趣并参与其中。分析师站在病人成长和幸福的一边，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病人有积极的态度，尽管他们有阻抗和敌意。我们可以认同病人中痛苦的、受伤的、被遗弃的或被剥夺权利的孩子，并将这一部分与我们自己的过去和发展联系起来。在分析工作中处理退行时，必须尊重病人的自恋、自大全能的幻想和自尊。作为精神分析治疗师，我们的目标是与病人合作，为发展性创伤、扭曲和问题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实现更积极的适应，并恢复我们病人的能力、效能和能动性。 “精神分析的态度 ”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态度，意味着一种道德立场——对自己、对自己的过去、对塑造自己未来的东西负责。我们都被抛入这个世界，无法选择在何地，何时，以何种方式。这是 Heidegger的 “被抛状态 ”——我们被 “抛入了现实之中 ”（ Heidegger, 1927, 1967）。没有人问我们，是否希望得到这对父母或这个家庭，这个民族或这个国籍，这个地球上的地方出生，这个 DNA或这个躯体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负责和发展我们内在的 “被抛态 ”的潜力。 “精神分析的态度 ”意味着把无意识融入我们的生活，接受它的存在和愿望，以及最终的死亡。我们会重塑我们的历史，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无力的并且孤立的，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会去塑造它并重新看待它。

一个 “精神分析的态度 ”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分析师的主观性。正如 Jgen Habermas强调的那样： “精神分析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它是一门科学唯一有形例子，这门科学结合了方法论中的自我反思。 ”（ Habermas, 1968, 1971）这意味着分析师利用她的反移情来理解他 /她主观参与的两个人的互动，并对两者之间建立的流动过程和偶然过程进行了分析。这包括一系列存在主义分类：他们所生活和工作的 “周围世界 ”，例如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权力问题； “共同世界 ”，例如直系亲属和同事、朋友和工作关系，以及 “自我世界 ”，病人的亲密关系和自我。

2 精神分析技术

2.1早期精神分析技术

临床技术是促进精神分析的工具：自由联想、实现自我探索的退行和移情。其中，应密切关注并解释移情（即与分析师的关系中的一部分），它承载着来自过去重要人物的幻想或愿望。移情影响着我们的宗教、社会、思想和政治生活。我们从自己和文化对魅力领袖的反应中看到了这一点。

早期的精神分析以 “禁欲 ”、 “匿名者分析 ”、 “不透明的镜子 ”、 “外科手术模式 ”等不同的解释格言，通常伴随着对分析师的理想化和崇拜，具有宗教崇拜的性质，拥有崇高的创始人、神圣的经文、仪式、传道者、忠诚的信徒、对接收到的命令的偏差的严格控制和异教邪说。我不相信在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需要保持等级化的地位壁垒。在我的经验中，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存在一个现实的、不动声色的联系，这是带着同理心理解他人生活和价值观的一个条件。分析师对自己反移情的持续关注和使用是一种平均主义的无状态技术，这意味着我们都是有童年、既往创伤和动力性无意识的人类。

我们的临床技术已经扩展，变得更加人性化、人际化和关系化。我们是谁对病人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会成为敏锐而细致的观察者。我们对病人的幻想感兴趣，这是对他们无意识生活的一种观察。然而，适当的披露可能会阻止谣言或歪曲信息的扩散。 Heinz Kohut（ 1971）的临床贡献强调了共情协调对分析对象感受的重要性，他说： “当被问到问题时保持沉默 ……这不是中立的，而是粗鲁的。 ”

2.2临床案例

我从我的临床案例及其发展来举个例子。在我早期实习时，我见到了一位年轻女士，她已经订婚了，正与母亲和继父计划婚礼。随着婚期临近，我听说了他们为这件大事的一切准备工作，以及她与母亲之间因这些安排产生的紧张关系。有一天她带着给我的结婚请柬来会面。我想到了分析治疗外禁止额外接触的标准，我还记得当邀请我的分析师参加我的婚礼时他是如何反应的，他是一个经典派的临床工作者，一个善良的人。他客气地说： “现在不行，也许以后可以。 ”对大多数人来说，与培训分析师工作的体验是我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模仿的 “分析正确性 ”模型。我想做 “正确的分析 ”。我温柔地向我的病人解释说，我对与她以及她内在那个版本的母亲和继父一起工作很感兴趣，但我不想亲自见到他们，在现实中了解他们是谁。她静静地哭了起来。我感觉很糟糕，就像一个麻木不仁的暴君，要知道她在生命早期就失去了亲生父亲，而我现在却让她对父亲的移情幻想和需要感到非常失望。这个病人很快就不来了。我从这段经历中学习到了如何抵制盲目接受的规则或全盘模仿我分析师所做的事情。临床工作者必须根据每个病人与分析师之间的关系与情境，做出情感上正确和适当的选择。从那以后，我参加了我的几个病人的婚礼，这对治疗没有产生有害影响，实际上，在这两个案例中，它加深了移情。

2.3 当代精神分析

今天，精神分析技术远没有一个世纪前的情感冷漠的讽刺画那么形式化和冷漠，它为分析师和病人之间的 “工作联盟 ”、 “治疗联盟 ”以及 “真实关系 ”提供了空间。我之所以说 “讽刺画 ”，是因为，很明显， Freud（ 1909）在 “鼠人 ”案例中的实际临床技术是热情的、支持性的，而非禁欲。他把自己对鼠人的高度评价告诉了鼠人，并借给他一本书，当 “鼠人 ”饿了的时候，就得到了食物。在最近出版的 1936年的一个案例中， Freud给一个 18岁的女孩提供了成长导向的建议。这个女孩是由她的父亲抚养的， Freud并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叛，他给了她一个她的自我可以处理适度的任务来主张她的个人自主权。他告诉女孩，在电影院里，当她的父亲希望她在接吻或情色场景中离开时，她可以留在电影院的座位上（ Loewenberg， 2017）。

现代精神分析家充满人性且友好，拥有共情的态度，可能共情本身是一个治疗的中介，可以暗示和传达减轻痛苦的希望。 Franz Alexander提出了精神分析是一种 “修正性情感体验 ”的观点，正如他所说： “病人为了得到帮助，必须经历一种修正性情感体验，以修复过往经历中的创伤所带来的影响。这种纠正经验是在治疗期间的移情关系中发生的，还是平行于治疗的病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这是次要的 ”（ Alexander & French, 1980）。治疗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通常是，当病人对分析师所说或所做的事情感到不快，能够第一次直接向分析师表达自己的愤怒而不报复或责难，并且引起分析师欣赏和接受的反应。遵循这样一种修正性的情感体验，病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更有自信、更有魄力，更少被抑制。如今，我认为大家都不会怀疑，对于大多数病人而言，或多或少存在着缺位或不可靠的父母教养、充满侵入性和操纵性的家庭、虐待性和威权式的教养。一段稳定、可靠、宽容、无评判性的治疗经验是修正性的体验，并可起到治疗效果（ Eisenstein, Levy, & Marmor, 1994）。

分析师和分析框架的恒常性、规律性和可靠性的特征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性的体验。病人们感激地对我说： “无论我怎样虐待你，无论我多么频繁地走出去喊我不回来了，你总是在第二天带着欢迎的微笑准备工作。你从来不会报复我。 ”对一些被分析者来说，这是他们有过的最可靠的关系

3、精神分析的态度与中国文化

“精神分析的态度 ”与中国古代文化在辩证思维结构、矛盾共存、线性时间范畴的延展与瓦解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同一性。中国佛教、儒家和道教的传统世界观与精神分析都有着相契合的古老修养气质。与前量子时代的自然科学不同，中国古典文化也将时间概念作为人类经验的一个相对方面。前量子时代的自然科学将时间设想成一个规则的线性结构，由离散的可量化单位构成，用于科学分析及商业、社会和日常生活。精神分析理解下的我们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与我们在日常依序线性时间中的商业和个人生活的功能运作要求，是具有相对的和高度辩证的关系的。

精神分析对中国的一个特殊吸引力在于，它将完全保密作为信任的一项主要原则，这是一项核心承诺，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进行分析。它是精神分析的内在自由和潜能解放的基础。精神分析使当代中国人拥有内在资源，去抵抗来自家庭、权威团体或组织的压力与道德胁迫。精神分析成为一种令人兴奋的个人解放工具，从而建立起一种独立的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并不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和家庭结构的一部分。

3.1 精神分析和中国文化对于时间的态度

中国传统的时间不是线性的，而是道德的时间、宗教的时间，会观照过去的辉煌。中国文化是耐心的，没有着急的事情，我们可以等待，中国可以等待。中国在佛教、儒教和道教的文化根源中在时间层面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持续性，但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性。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宗教迁徙中，佛教从公元前 6世纪和 5世纪起源于北印度，经阿富汗和中亚，在公元 1世纪传入西藏和中国，然后传入韩国和日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Agnew, Reed, & Ball, 2016）。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是永恒的，正如 Freud （ 1915）所说： “系统无意识的过程是永恒的。它们不是暂时的秩序，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它们根本不涉及时间。 ”

佛教的时间维度也是永恒的、无限的、无穷的。个体人类只是永恒之流中的一个瞬间连结，或是一条存在链，由那些始终存在的部分组成。死亡不是终点，而是一种分离，灵魂在死亡时进入轮回，重新结合到人类、动物或无生命形式的轮回中的各个部分。考虑到个体的诸多重生，任何个体的生命都跨越了广阔的时间跨度。重生意味着此生没有实现的事情可能在另一轮生命中实现，这意味着 “我下次有机会这样做 ”（ Spiro, 1982）。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也提供了一种不朽的形式。 “当一个人死了，他不会死，他的自我会继续活在家庭生活的洪流中 ”（ Lin, 1935）。

3.2 价值观：经典汉语和精神分析

圣人孔夫子（公元前 551年 —公元前 479年）是中国的标志，如今，中国政府也将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象征，正如意大利人使用但丁学院的形象，而德国人则使用哥德学院作为文化的标志。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孔子学院。孔子回顾了 “黄金时代 ”，也就是他出生前的一个世纪，那是一个被理想化的时代。他在过去寻找道德生活和状态的模型，说：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 Analects, Chin trans. 2014）。儒家的道德核心 “礼 ”，是在夏商历代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寻求了周朝文明的礼仪。精神分析的道德价值观与中国传统的人生观有着深刻的同步性，即人生的目的不是为来世做准备，美好的人生，是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简单的存在、家庭以及和谐的社会关系，幸福的时刻是宝贵的，因为它们是短暂的（ Lin, 1935）。 Freud（ 1927）与这些价值观产生了共鸣： “月球广阔土地上的海市蜃楼对人类有什么用，它的丰收有谁见证过？作为地球上诚实的小农场主，他们知道如何用一种能够支持他们的方式来培育自己的土地。 ”儒家传统认为，道德修养是美好生活的关键部分（ Ivanhoe, 2002）。 Freud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在没有盲目乐观的情况下，从所有的模糊性和丑陋中看到现实。他相信无意识的知识对一个人具有转化效果。他构建了自由联想等临床方法，以放松中和逻辑与理性。 “你脑海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例如，就好像你是一个旅行者，坐在火车车厢的窗边，向车厢里的人描述你看到的外面变化的景色 ”（ Freud, 1913）。我在南加州执业时，把这个比喻改为驾驶汽车，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路边，或者为了保持不同的身份，把它改为两辆车并排行驶。

孟子（公元前 372年 —公元前 289年），孔子的重要弟子和人文主义者，在发展自我修养的主题上与精神分析特别意气相投： “在评判他人时，我是被评判的。克服潜在错误的唯一方法就是培养自己。仓禀实而知礼节。 ”孟子讲的是言语的交流，这是主要的精神分析方式，而通过身体， “理解语言能使人了解他人；语言能使人了解自己 ”（ Heng, 2002）。孟子还试图通过 Freud和 Wilhelm Reich后来提倡的一种诊断模式，去进一步了解文字和表面下的身体的象征和信号，而精神分析师对此有着敏锐的认识，那就是：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 Mencius. Hinton trans, 2015）。

孟子说： “一切内在的东西 ……都有一种天生的外显化的倾向 ……内在的东西必须外在显化。 ”他教导我们仔细观察身体： “面容、背部和四肢丰满。这些肢体不需要被告知就能自行安排 ”（ Heng, 2002）。将这与两千年后观察到的 Sigmund Freud进行比较： “有眼有耳的人可能会说服自己没有人能保守秘密。如果他的嘴唇是沉默的，他会用指尖喋喋不休；背叛会从他的每个毛孔里渗出 ”（ Freud, 1905）。

3.3 俄狄浦斯，权威与移情

中国的古人理解我们所说的移情。师父是亲身经历过修行的老师，他的作用是通过教学和榜样来引导学生，直到学生准备好走自己的路，探索真理。一位大师说： “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给你的，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你可能会有机会把我当作嘲笑的对象。此外，我能告诉你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永远不会是你的 ”（ Fromm, 1960）在精神分析中，我们认识到移情的情感力量，并寻求最终化解它，因为被分析者已经将移情的无意识意义整合到自己的发展中了。

孟子对父子间的俄狄浦斯情结有着逻辑性和敏感性的认识，而孩子们对父母的虚伪有着无懈可击和细致的揭露。因此，他建议父亲不要教导他们的孩子，而是把教导的任务留给更中立的其他人，就像临床治疗师清楚知道不会去尝试治疗他们自己的家庭一样。为什么高手不亲自教儿子？ ……案例的情况禁止这样做。老师必须灌输正确的东西。当他灌输什么是正确的，而学生们没有完成他布置的功课时，他就会生气。当他生气了，那么，与本应该的相反，他对他的儿子生气了。同时，学生说： “我的老师教导我什么是正确的，他自己也没能做到。 ”结果是父子俩互相生对方的气，当父子开始互相攻击，这种情况就很糟了。孟子明白父亲教导子女会导致愤怒和反抗。因此， “古人交换儿子，一个教导另一个的儿子。在父子之间，不应该有对善的责备和告诫。这样的责备会导致疏远，而没有比父子疏远更不幸的了 ”（ Legge, 1935）。

中国古代传统通常被认为是专一的家长制的，等级分明。尽管现代对孔子的一些解释认为他是父权制与专制主义者，强调对统治者和国家的服从，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论语》的儒家传统深深地致力于道德和领导责任的相互作用：儿童服从父母，但父母必须有关心子女的态度；臣民服从统治者，但统治者对人民负有责任。尽管大多数教义都将政策失败归咎于大臣和谋士无能，但孟子的教义却为劝阻和反叛的权利提供了适当的空间。他说要 “约束 ”统治者，甚至支持杀戮名存实亡的统治者（ Brooks and Brooks, 2002）。孟子明确主张精英统治，而不是世袭统治，反对集权： “官不可传，官不可多元主义。在挑选军官时，目标是找到合适的人选 ”（ Legge, 1935）。

一个糟糕的统治者可能会被取代，他已经失去了天命。孟子早在法国和美国启蒙运动的 1800年前，就把人民视为国家权力的基础，正如毛主席这样理解， “人民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和粮食的精神是下一个，主权是最轻的。因此，获得农民阶级的支持是掌握主权的途径 ”（ Legge, 1935）。相信人民的人，可以成为天子。人民之声即是天堂之声： “天堂透过人民的眼睛去看，耳朵去听 ”（ Legge, 1935）。

3.4倾听，共情和双关语

精神分析的临床技术有很多重要的方法，诸如清空思想，聆听来访者。正如在 1912年， Freud称之为： “均匀悬浮关注 ……简单地听，而不在意是否把任何东西记在心里 ”（ Freud, 1912），这些与佛教冥想和沉思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事实上，我见过的那些练习佛教冥想的来访者，他们能很好地进行自由联想。

当然， Wilfred Bion认为分析师应该暂停 “记忆和欲望 ”（ Bion, 1967），以充分关注附近的生动、新鲜的体验，眼前的人，他的主张与佛教的洞察冥想是一致的，很可能是因为 Bion受到在印度的头八年生活的影响（ Ehrlich）。一些佛教禅修大师声称心灵控制着身体。已故的人类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 Melford Spiro 敏锐地指出： “我得到了一个强烈的印象，与冥想大师之间强烈的移情关系是冥想者进步的一大因素 ”（ Spiro, 1982）。

孔子认识到并运用了情感的矛盾性，这是精神分析的基本临床原则之一，即我们可能而且可以经常这样做，那就是对与我们互动的人既有爱意又有敌意。这是 Eugen Bleuler（ 1857—1939）在西方首次提出的观点。孔子写道： “当你喜欢一个人时，你希望他活着。当你不喜欢一个人时，你希望他死。希望他活在当下，希望他死在当下，这是模糊的判断。 ”（ Analects, Chin trans. 2014）。孔子很清楚，在精神分析中，我们称这样的理论为现实的模糊性，与未知共处的能力——世界是复杂的，答案并不简单，而且在精神分析中，每个案例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如同 Freud所动用过的直接而平易近人的意象，孔子说： “我无所不知吗？并不是。如果一个简单的人问我一个问题，我的头脑首先是一片空白，我必须考虑问题的两面性，直到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周详，并且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 Analects, Chin trans. 2014）。他是移情艺术的实践者，这是 Heinz Kohut在当代精神分析学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临床工具。 “大师的方法包括尽最大努力满足一个人的人性，并以意识到他人和与人性共存的意识来对待他人 ”（ Analects, Chin trans. 2014）。他用恰当的意象教导人们人性 “贯穿始终 ”，人们应该把自己作为衡量他人的尺度（ Hinton, 2015）。

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假定我们都有好的和坏的内在客体，我们的生活在它们之间的张力中振荡。 W.R.D. Fairbairn在 1958年写道： “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被分裂的原始自我结构的最大程度地重组为一个综合体 ……”。精神分析在其逻辑上是辩证的，道教亦是整体的和辩证的，把生命看作是对立的平衡，处在阴阳之间。道家的 “善 ”与 “恶 ”， “兴奋 ”与 “拒绝 ”，我们个人世界的内在客体在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与道家理论中形成了一个自然、相容的二元体。阴（女）和阳（男）的辩证二元论，在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也与 Freud的双性恋性别理论惊人地一致： “所有人都有能力做出同性恋对象的选择，事实上他们潜意识里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 Freud, 1905b）。

道教强调时间的相对性，培养中国特有的无忧无虑的气质、灵活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和生活方式。充满无穷魅力的中国式问候语是：慢慢吃！这意味着 “享受你的食物，花点时间享受口感、质地、气味和味道的口腔愉悦！ Lin（ 1935）将专制父权主义超我导向的儒家思想与道教的宽容态度作了对比： “儒家通过其礼教和社会地位，代表着人类文化和克制，而道教则强调回归自然，不相信人类的克制和文化 ”。因此，道教代表着超我约束和抑制力量的健康减少（ Alexander, 1925； Fenichel, 1945）。老子（公元前 601年 —公元前 531年）重视简单的田园生活。道教在阴阳二元论中加入了超自然的神秘主义、神灵、传说和自然的奥秘，而阴阳二元论又与客体关系的结构相一致。

当代中国热切吸纳精神分析教学与临床实践的风潮并非是随机的巧合，其反映了这一古老的吸收性文化中的耐性、对时间的细微感知、佛教信仰系统、儒家现实主义、道家二元辩证思想、含蓄、俄狄浦斯冲突双方的政治体验、以及一脉相承的深度情感探索。当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在本世纪早期出现在中国时，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早已为其预备好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其中蕴含了大量自成体系的精神动力式思维。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对精神分析的热情。

精神分析态度中适用于开放性的部分会因文化相关性而得以被接纳，中国人民基于古老而丰富的宝贵知识遗产，将独特的中国气质、风格、记号与特质与西方精神分析 “流派 ”与教学相融合，终会发展出一种 “中国精神分析 ”的形态（ Gerlach, 2013）。

（原文为英文，刘希童 译，严艺家 校）

Peter Loewenberg，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与政治心理学教授、培训与督导分析师、洛杉矶新精神分析中心前院长；2007—2013年任国际心理协会中国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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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心理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