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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与婚姻:新的角色,新的挑战

发布时间:2018-01-19浏览次数:36次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女性在婚前和婚后都面临着诸多困境。

我们先来看看婚姻选择的问题:年轻人是怎么找对象的?由父母包办的传统婚姻模式早已成为过往。在当今中国,如何结婚是个难题。一种模式是,西方式的自由恋爱——但这种建立关系的浪漫模式,在西方即便已有150年的实践历史,都不是太靠谱,更不要说在中国会有多少可靠度。西方国家过去有宗教结构来维持婚姻,但当前这种体制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消减,离婚率已高达50%。在中国,自由恋爱这种方式被认可的时间并不长,我所了解到的女性的择偶标准多为某个小伙子是否会赚钱,对于农村出身的女孩子来说,对方是否有较高的学历。但在西方,人们会有一种共识,即良好的婚姻不仅建立于经济、背景等意识方面,还取决于婚前双方潜意识水平的契合度测试。我们所见到的很多对夫妻都没有通过这项测试,由于欠缺这种潜意识心理结构的契合度,他们深陷婚姻之苦。

2000年,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社会学家皮门特尔(Pimentel)进行了一项针对中国婚姻满意度的调查研究,征集了年龄范围在20至54岁之间的2000多名女性。她发现,有两个重要因素,典型的中国特质——父母对伴侣的认可度和婚姻是自由恋爱还是协商决定。同时,她也发现,西方女权主义的观点,如行为更平等、工作和决定的分配、相处态度等都能够提升婚姻质量,但更适用于女性。和西方一样,孩子成为降低自评婚姻质量的相关因素,有时部分归咎于逐渐严重的家庭角色不平等性。个人选择的婚姻比协商婚姻更倾向于幸福。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有孩子之后似乎更少表现对婚姻不满意,男性则感觉到妻子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孩子的身上(Pimentel, 2000)。

但作为心理治疗师和分析师,不同于社会学家的统计数据,我们更习惯于看个案。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些临床案例。

一位事业成功的女性仍然对自己充满强烈的不确定感。婚后,她的丈夫在事业上因失误而亏损一大笔钱,即便在之后又赚回更多,她由于内心缺乏稳定与安全感,仍然深感被背叛。这件事激活了她从父母那里延续的不安全感,他的父母双方在青少年时期都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同时,她对自己5岁的儿子也特别缺乏安全感,比如当看到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在幼儿园操场上,老师没有关注他时,她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被强烈激活,在对孩子的担忧中暴露出她自己令人痛苦的脆弱。丈夫说什么都无法完全安抚她。【这里译者想说一句,这里萨夫提到的这位女性在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忽视”后,焦虑地到直接到幼儿园去把孩子接回家了。这也算是比较极端的情形了。而日常,当孩子在幼儿园,我们在视频里看到自己的孩子有各种状况时,说不担心的假的,尤其是第一年,可进一步,有多少爸爸妈妈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担忧,直接用各种行为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呢?】

另一位妻子,丈夫整天在外应酬晚归,拒绝和她一起讨论家庭经济问题。她转向从自己处于青春期的女儿那里寻求安慰,当她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时就把这种绝望感强加给女儿,让女儿去跟丈夫交涉,直到女儿开始出现“幻听”——耳边总是有父母吵架的声音。

另一位女性,一位医生,嫁给了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男性,以一种职业培训的模式来训练丈夫遵从自己,丈夫逐渐发现自己称为她的复制品和仆人,从不敢违抗她,但在内心却同时压抑对她控制自己的憎恨。

我所访谈的这些夫妻的临床案例并没有涉及到成功的婚姻,比如妻子感到来自丈夫的尊重与爱,丈夫努力工作并给予妻子个人空间,并拥有自己的成就,同时一起爱自己的孩子。但事实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健康的家庭很少会到临床机构寻求我们帮助。

这些年,在中国的心灵之旅中,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家庭。有一些家庭和我在美国接触到的非常类似,但我们仍然需要来看看在中国,基于本地的文化和历史所形成的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体验有何独特之处。

数世纪以来,中国女性即使是地位很高,仍然处于男性之下——君主、父亲、儿子。历史中,女性需要裹脚,担负劳力和生育的职责,来支持大家族的意识形态,或者忍受婚姻中一妻多妾。女性作为附属品被送给丈夫的家庭。童俊医生的文章中写道,很多现代中国女性,心理构架中仍然保留历史上的观念——感觉“女性什么也不是”(童俊,201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情况在彻底变化着。毛泽东主席的经典语录“妇女能顶半边天”,提升了女性的地位,即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仍然由党组织来决定谁结婚谁离婚,对婚姻的忠诚意味着对党的忠诚,因此尽管女性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夫妻对于婚姻和生活的决定权仍然被限制。不管怎样,从这段时间开始,女性的地位在不断增强,包括随后独生子女政策对女性地位的提升也起到了预料之外的促进作用。尽管家庭成员仍然偏爱男孩子,女孩子的出生会带给家庭一些失落感,或者甚至会把女婴送给别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导致的一个社会现象是男孩子和年轻男性越来越多,女性因为数量的短缺而显得更珍贵,而对于男性,如果还没结婚就是一场灾难。

当然,我个人对已婚女性的临床访谈局限在中产家庭,但我仍了解到在乡村,适婚女性的相对不足推高了新娘的聘礼标准。如果一个家庭有几个儿子,这个标准可能会更高,因为女方的家人知道,丈夫的家庭还得去承担第二个儿子结婚的费用(美国企业研究所关于中国人口及婚姻的会谈, 华盛顿,2016.04.02)。

与性相关的改变也构成影响女性婚里和婚外的另一个因素。传统上,女性的愉悦感与男性对性的权力相比显得无足轻重,包括对事业有利的惯有的妻妾制和婚外情。但和西方一样,性革命也出现在中国。尽管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宣布,性是为了生产而不是愉悦,但独生子女政策现在却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性不仅仅是为了生产。“未寄出的情书”的时代发生在30多年前,如今网络的普及对甜情蜜语的传播预示着性的愉悦感这一观念的觉醒,并且不仅限于男性。如果性不再只是为了生产,那么它的愉悦感的方面则会凸显出来。突然,女性的平等权开始意味着她们在体验性的愉悦感上有着与男性同等的权力。她们也可以有情人——尽管女性并不总是会有婚外情。不管怎样,年轻的已婚女性仍然感到性的不平等,更多时候感到她们被迫去满足丈夫的性需要。但同样,她们也更重视性愉悦感,与过去相比,会更加将性的不满足感视为婚姻中的缺陷(Jeffreys, 2006)。 

然而,伴随这种平等,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复杂性。伴随35年独生子女政策的推广,女性在现今的中国地位越来越重要。她们真的顶起了半边天(在很多方面她们都必须做得很好)。由于适婚女性的人数不足,意味着她们常常能够来选择丈夫。但她们如何在这样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中坚守自己的定位做出决定呢?很多男性作为家里的独生子,从小被当做“小皇帝”在父母的宠溺中长大。虽然女孩子们也有类似情况,虽然总是会有例外,但她们似乎并没有如此普遍存在的自恋。

这里,有一个临床案例描述了这个问题,一个20多岁的孕妇从丈夫手机里发现他跟很多女性有暧昧关系。她作为家里被宠爱的女儿,强势的妈妈教给自己不需要为自己的利益尽哪怕是举手之劳,而她的丈夫呢,作为家里被宠爱的独子,渴望着一个同伴和母亲的替代者来照顾自己,就像母亲面对消极的父亲,更喜欢自己。

掺杂着这些趋势的同时,中国历史中的创伤仍间接影响着很多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直接经历了大饥荒和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很多祖父母辈的人失去了接受教育或者开拓事业的机会,很多被送到乡村远离父母被其他人带大。

一位50多岁的男性,娶了一位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来自乡村的女性。他在青少年期下乡接受再教育,他不曾意识到自己对母亲的渴望。而妻子,是来自乡村的一个家庭,作为最小的孩子被宠爱。她认为,嫁给一个年纪大的人家庭地位自然就会很高,而不用关注丈夫的需要,包括性。

有很多年轻的已婚女性(和男性),身上承载着父母自己的梦想。这种观念带给年轻的家庭无可言说的巨大压力。这也会导致年轻女性会感到生孩子的压力,似乎父母更在意自己是否能够得到一个孙子/女,而不在意这个年轻的家庭婚姻生活质量如何。今天,也有很多女性选择单身,以避免自己的婚姻成为满足父母对孙子/女渴望的工具。

一些年轻的女性,结婚后不想要孩子,认为从自己的父母身上看到带孩子意味着牺牲自己生活的一切。很多人不希望婚姻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因为当自己的父母进入老年后会缺乏可靠的经济保障。当很多老一辈父母希望有两个或更多的孙子/女,现在政府已放开独生子女政策,很多或者大多数年轻女性仍表示只想要一个孩子,或者最多两个。养孩子很昂贵,并且会阻碍母亲事业的发展。与亚洲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出生率在下降——导致其他显著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年轻劳动力不足(Eberstadt, 2013)。

中国女性在婚姻中面临着新的挑战,正如她们的丈夫同样面临着新的、不确定的压力。中国的离婚率和西方一样,也已达到50%。双方所应对的压力不仅来自夫妻如何解决问题,还包括离婚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即使中国已有成文的婚姻法,但分配不均似乎仍然会导致非常多的不确定和焦虑。不管怎样,现在几乎不存在法律上的顾虑来忍受一段痛苦的婚姻。

我所谈到的所有这些因素影响着前来寻求治疗的已婚女性。每位女性在婚姻上都有着独特的体验。因此去理解他们生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帮助我们的病人意识到问题如何产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希望这些内容对你们在这项重要的工作上能够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berstadt, N. (2013) China’s coming one child crisi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6, 2013.
Jeffreys, E. (Editor) (2006)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imentel, E. F. (2000) Just how do I love thee? Marital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62, No. 1 (Feb., 2000), pp. 32-47.
Tong Jun (2016) Mother, Infant, and Woman’s Identity.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Vol 2. Pp. 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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